刘家和：谈陈垣先生的学术
刘家和，1928年生，江苏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领军人物。师从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刘先生兼治经学和史学，着眼于在实质层面回应黑格尔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力图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同时致力于哲学方面的思考。本文来自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和生活自述《困学卮言》。
历史学者所读的书当然离不开史书，包括史料。史料分一手、二手、三手，我们怎样找到史料？找到后怎么读？史料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发现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不同怎么办？所述内容是否能懂？这些都是有关读书的问题。史料一词过去也叫作史源（historical sources），研究史源的学问叫作史源学。陈垣先生是史源学大家，我们可以围绕他如何治学谈谈找史料的问题。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
陈垣先生读了梁启超对玄奘事迹的年代考证，提出反对意见。梁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讲述，他在给玄奘作年谱的过程中发现有年代的问题。依据玄奘弟子所著的《续高僧传》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离唐西行的年代是贞观三年（629年），返唐时间为贞观十九年。梁先生认为，返唐时间没有问题，问题是离唐年代。因此，他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最后将玄奘出发时间从贞观三年改定为贞观元年。梁氏的论证有好几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玄奘回唐的年代为贞观十九年，在外十七年，但是，掐头去尾计算，如果贞观元年出行，在外十七年，也可以是贞观十九年返唐。第二，梁氏从玄奘途中所见之人方面考察，以定其离唐年代，这一另辟蹊径的手法无疑是匠心独具的。他发现玄奘在西突厥见到了当时的叶护可汗，立刻查阅了有关史料。他先查到晚出的《资治通鉴》说叶护可汗于贞观二年被杀，但不甘心，他要从正史中查出《资治通鉴》所依据的材料。最后他在《新唐书·薛延陀传》中找到叶护被杀于贞观二年的记载。梁氏因此指出，如果按照传统的贞观三年出行的说法，玄奘不可能见到叶护可汗，因为后者于贞观二年既已被杀，因此他的贞观元年之说成立。
对于梁启超先生的论证，陈垣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陈先生指出，宋代的《资治通鉴》中贞观二年叶护被杀之语，源于唐代的《通典》，《通典》明言叶护于贞观元年见弑，而《通鉴》割裂原文，说成二年，有误。另外，陈先生发现，《册府元龟》也明确记载西突厥的“统叶护”（叶护可汗）在贞观元年为伯父所杀，并指出，《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史事，多依据《实录》按年编排，史料可信度很高。更重要的是，陈先生依据《通典》发现，西突厥的叶护可汗有两个：统叶护和肆叶护，后者是前者的儿子。贞观元年，统叶护被伯父杀死，伯父自立为俟毗可汗，而统叶护之子肆叶护与俟毗争立并于贞观三年统一西突厥。玄奘于贞观三年出发，贞观四年抵达西突厥，所见可汗是肆叶护而非统叶护。如此，则法师贞观三年离唐之说不误。陈垣先生的论证，不仅解决了玄奘西行的年代问题，而且使西突厥统叶护被杀，俟毗篡位，肆叶护复仇并重新夺回汗位这段历史重现在史学界。
梁启超先生透露，他为玄奘作年谱时，凭借的史料合计不下二十种。我们看到，尽管梁氏尽可能搜集史料，但他仍然遗漏了《通典》和《册府元龟》两部重要的著作。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也许他只相信正史。陈垣先生没有局限于正史，他能够利用政书《通典》和类书《册府元龟》这样的材料，深知其可以补足正史的缺失，甚至可以纠正正史的错误。《通典》著于唐代，叙述唐以前制度所依赖的是二手材料，而叙述唐代情况则依据一手材料，因此对唐代的叙述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另外，《册府元龟》从宋代的散佚到后来的残卷借从日本拍照之机而留存之命运，使陈垣先生对它有特别的关注。
上述对梁先生和陈先生引用史料的对比并没有抑梁扬陈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搜集史料的问题不容小觑，它可能直接影响到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大师不免有疏忽的时候，何况我们？有了一个研究题目，进行史料的搜集时，要尽量做到占有所有的史料，所谓竭泽而渔。梁先生没有做到，而陈先生做到了。再者，读书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博览群书可以为研究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博览群书的前提是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加倍努力。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很难产生读书的动力。陈垣先生在六十九岁时曾对学生们说：“我明年七十，更觉得所见太少，所知太少。并非自馁，亦非自卑。诸君比我聪明，三十五岁时将与我相同。”（《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学术考证法》）这句话听起来是谦虚之言，但我相信，这是陈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他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正是源于此。
陈垣先生说，做学问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小书，陈老两年内读了两遍，第二遍比第一遍读得还要细致。“泽”就是知识结构。现在的人主要靠上网找资料，输入几个关键词，就找到所有的材料，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与竭泽而渔差不多。但是，网上搜寻只是一个捷径，只能是一时有效。对做学术的人来说，人脑要先于电脑而动，电脑要因人脑而用，这种主从关系不能反过来。《书目答问》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材料都在哪里。搞古代史，要先从清代的学术史入手。读《左传》，如果仅仅从《左传》的“文”开始读，就缺少了“献”这一部分，即后人，尤其是清人，对《左传》的研究。《书目答问》所列的史学、经学、小学与这些的关系，十分有用。所列的史学家，有几个不是经学家？有几个不是小学家？一流的史学家同时又都是经学家和小学家。史学部分有不同的门类，清楚地掌握这些门类，头脑中就形成了知识结构的网络，有层次，也有一个一个的泽。每个问题都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它的泽中寻找答案，做到竭泽而渔。找错了泽，就无法获得资料。大海不是泽，无边无际，无处入手，让人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泽与泽是搭界的，类似洞庭湖，包括多个湖，一个湖就是一个泽，面积是有限的。研究一个题目竭一个泽，研究做多了，这些泽在头脑中就形成了知识库。
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研究元朝的“色目人”汉化的程度。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过去人们对清朝满人的汉化情况了解很多，对色目人的情况了解很少。史书中提到色目人的名字，将他们的事迹寻找出来就不容易了。陈垣先生看了几百种书，除史书之外，还有小说、笔记、书信、文集，等等。他是如何知道从这些材料中寻找的？关键就是他平时头脑中就有一个个的泽。
我要提倡陈垣先生的治学方法，并弘扬光大。我一定要向有关领导建议，否则我对不起我们的民族。我能活多久，这是上天的事，我只管自己的事，能做就做。我希望能办一个关于陈老治学方法的研讨班，国际性的，不仅有国内学者，也要有西方学者。现在西方汉学家读古书的能力远远不如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大学者。
有几个词，我发音不准，一个是血统论，一个是学统论。前者是血缘关系，我们称为血统；后者是师从关系，称为学统。还有一个词是水桶论。就学统方面说，现在与陈垣先生有过学术关系的人，已经很少了。他的学术一定要被继承下去。我觉得陈老是有意识地补足自己的短板，哪方面不行，就补哪方面。陈老与当时的国际汉学界保持联系和交流，尤其与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交往甚密。现在法国没有伯希和了，中国没有陈垣了。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非常重要，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他将明儒的学统关系讲得很清楚，包括纵向的师承，横向的同门，各有什么书，各有什么见解。后来他又开始写《宋元学案》，但没有做多少，由全祖望接手完成，篇幅比《明儒学案》大很多，也很精。陈垣先生对这两部“学案”的内容非常熟悉，可见其重要性。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考据性质的札记。顾炎武之前有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黄震的《黄氏日钞》，顾炎武之后是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这部书做得最精，学术上有很多新发现。我写那篇关于《日知录》的文章时，不知道应该读《黄氏日钞》，这说明我不够资格研究顾亭林。经陈老的指点，自己才惊醒。顾亭林是反对陆九渊和王阳明的，黄梨洲兼采陆王。在经学领域里，顾亭林是汉学经学家，黄梨洲是汉学兼宋学的经学家。顾亭林和王伯厚（王应麟）的书很有意义，都是在亡国后写的。王应麟、顾炎武的著作寄托了关于亡国的思绪。《日知录》刻版时，原文有改动。顾炎武提到的“国朝”是指明朝，刻版时改为“前明”。陈垣先生在抗战中写《通鉴胡注表微》，也有同样的共鸣。
陈垣先生有爱国思想。他用全祖望《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表彰清初的明朝遗老。全祖望是乾隆时期的人，但他有明代遗老思想，也是个全才，通经学、史学、小学、诗文。黄梨洲写《宋元学案》，但是没做多少，大部分是由全祖望做的。这是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宋朝末年的文天祥、作《困学纪闻》的王应麟、作《文史通考》的马端临、作《黄氏日钞》的黄震，他们都是同科的。陈老在沦陷时写的《通鉴胡注表微》寄托了民族情怀。
史学界的“二陈”，即陈寅恪、陈垣，刻意不碰经学，因为经学有很多不可解决的问题。陈寅恪先生说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这看起来是谦逊之辞，其实是因为先秦两汉的书很少，语焉不详，证据不足。陈垣先生直到七十岁时，才准备通读《十三经》，但后来没有实行这个计划。他们一辈子只做史学，不做经学。他们经历过两种摈弃经学的形式。一种是革新派，反对古书，比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主张将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另一派是“新儒家”，即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等人，捍卫传统。“二陈”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开端，史学真正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过去经学和史学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转到北京，陈垣先生能够先看到。他发现《四库》缺乏有关基督教的文献，他想按照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的方法补足基督教的书。搜寻所有的书，存在的，不存在的，都收录。对存在的书，介绍有哪些序，哪些跋，哪些评论，让读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已不存在的书，也尽量对其内容做介绍。陈老虽然不碰经学，但会采用《经义考》的方法做基督教的文献。他研究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不搞教义，而是搞宗教之间交流的历史。
研究经学的，天分低的人，考证一点具体的东西；天分高的，立足于好几个点。二者都可以成名。这样的话，功名利禄都来了。两汉以后的史料，非常丰富。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专门知识的科目也多。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经国文章”，大手笔，让我读起来爱不释手。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当时外族人认同的是什么文化的问题。他使用的材料，一般人都不知道，也不会用。陈寅恪认为，清代做史学的著名人物，如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人，都是做了大官以后再做学问。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消遣。要出名，必须做经学。经学到了清代末期，已是乌烟瘴气。古文经学很腐朽，今文经学走火入魔。
我从南方来到辅仁大学，心境发生了变化。在江南大学时，上钱穆先生的课，了解他的学问。钱先生做考证，做大课题，发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错误的，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予以辩驳，一举成名。钱先生也搞年代、地理、先秦诸子，等等。我非常感激钱先生，钱先生告诉了我通史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他的教导，我不会考虑魏晋南北朝史的问题。《廿四史》中，我最薄弱的是《元史》。但是，我到了北京以后，感觉钱先生在学问之精的方面，不如陈垣先生。史学界“二陈”之说，不是随便叫出来的，二位的成就有目共睹。陈垣的考证，发现叶护可汗有两个，因此指出梁启超先生关于玄奘西游年代的问题；陈先生还考证出有两个郝天挺，一个在金朝，一个在元朝，一个是元好问的学生，一个是元好问的老师，后代史家认为是一个人，陈老的这一发现纠正了史书的错误。陈老是无书不看，所以能发现别人没有发掘的东西。
顾炎武的《日知录》“停年格”条提及“辛琡”，但后人注《日知录》时，不知辛琡是什么人，遍查古书也找不到。陈垣先生发现，“辛琡”是北魏的“薛琡”，顾炎武误写为“辛琡”。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邀请袁世凯到南京任大总统，袁不愿意脱离他在北京的大本营，因此在北京召开国会，陈垣先生任国会议员。当时陈汉章提议以孔子之教为国教，梁任公先生也赞成，这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有关，但陈老反对。陈老研究宗教，了解基督教。他从中西文化史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应该开放，不能闭关。英敛之办辅仁大学，当时天主教会的马相伯看中了陈垣老，同意由他担任辅仁大学校长。……陈老著《元也里可温考》，研究基督教。
陈老是做过官的，当过教育部次长，但一心想做学问，离开政治。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因此很不满意。如果陈老继续担任副部长，也就无足轻重了，历史上的副部长太多了。现在陈垣就是陈垣，一提中国的历史学家，其中就有他。
在南方的时候，钱穆先生给我两个影响。一个是必须要有强烈的通史意识，因此我做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注重一个“通”的概念，在研究横向的同时，关注纵向的。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要研究先秦诸子，必须熟悉清代学者的成果，尤其是清人的考证。宏观的理论思维与微观的考证结合在一起，这就够用一辈子了。到了北京，陈垣先生给我的影响是读书要精。陈老对我关于顾炎武文章的点评，引起我深刻的反思，反思自己读书的不足之处，反思自己读书的精准度在哪一个层次，反思自己与陈老的差距，从中学习前辈的读书方法。
陈垣先生比钱穆先生长十五岁，读书比钱先生精，博的方面也胜于钱先生。陈老决不写通史，他对历史学的研究和贡献是别人做不到的。他开拓的年代学，如《中西回史日历》《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对研究历史的人而言不可或缺，不知历法行吗？陈老的《史讳举例》研究历史上的避讳，不知道避讳的规则，读古书就不精，甚至读错，能不重要吗？《释氏疑年录》讲年代，钱大昕先做，没有完成，陈先生接着做下去。陈老的《校勘学释例》，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运用逻辑，中国的历史理性也有逻辑。西方人讲究历史的真实，有两种真实：一种是符合说，所讲的东西要符合客观；另一种是连贯说，前面所说的要与后面说的一贯，不能有矛盾。陈先生的本校法，就是强调前后不能自相矛盾。
学校曾经给陈垣先生派过一位助手，那是我的学长，但他不能胜任，很快就回来了。其实若派我去就好了，但我是搞外国史的，我争取去也不行。
陈老做官，对做学问很有帮助。他能够以教育部次长和北图馆长的身份经手敦煌的材料，组织人手对《四库全书》进行整理、编号码。他找材料太方便了，别人没有这个优越条件。
谈及“文献”，陈老对我来说，就是“献”。何晏注《论语》的“文献”：“献，贤也。”
我年轻时读过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但后来发现他的研究不够深，没有层次。梁先生比陈垣先生大七岁，梁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陈没有达到梁的程度，但是读书之精，梁比不上陈。
本文节选自刘家和口述，陈宁整理：《困学卮言：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和生活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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