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两年满足了父亲:性爱阁-理解当下的方法
在简单粗暴的网络热梗“那咋了”成了规避问题时常说的惯用语，而“要学会揣测出题人意图”的答题技巧成为了启蒙教育的主要内容时，提问逐渐成为比作答更为困难的事情，似乎也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现实问题了。“不会提问”同时以“没有疑惑”和“为了提问而提问”的两种形式出现，而在好奇心的缺失与对此丧失的焦虑之中，那些更核心、更基本以及更基本的问题往往就被忽视了。换言之，当人们失去好奇与疑惑的能力后，首先就不会发现有些东西原来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更遑论就其进行思考或尝试解答了。正如但汉松教授在谈论为人所习焉不察的“边界”时指出的那样，“一旦人们无法提出真正的问题，他们就不担心人们会说出正确的答案——你怎么回答都不重要。”这里的“他们”是原文语境中的平台资本主义，同时也可以是在人类怠于阅读与思考时不断探索深度思考边界的人工智能。或许ChatGPT的那句标语，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不，在今日已确有其标识的必要：“ChatGPT也可能会犯错。请核查重要信息。”这不仅意味着未经鉴别的AI回复存在着蒙骗用户的可能，同时提示着另一种更为隐秘的风险：人工智能尚能明言其回复存在虚假信息的可能，然而会扯谎的却未必只有AI。当某些主体选择不主动注明“所述信息不可全信、需加以甄别”时，我们在被谁欺骗、又该如何避免受骗，就成为了有必要提出的关键问题。
当然，在对此作进一步追问之前，首先还是要从简单的、基本的、看似“不值得一提”的问题出发，而这恰是内山节所做的尝试。在书籍的主标题处，他提出了一个乍一看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疑惑——“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这一发问的价值所在，并不仅限于题面。事实上，作者试图藉此民俗学式提问通向的，既是作为副标题的“历史哲学绪论”，也是久未经过审视的“我们生活的当下”。
一、借“他力”以“内省”：从民俗学视角重审日本战后精神史之分界
小说家高桥源一郎在《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的日文版腰封荐语处感叹，“我大概也不会被狐狸骗吧。在读过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是这样一件重要的、让人感到悲伤的事情。”在简短的评价中，高桥用到了“重要”与“悲伤”两个形容词，分别对应了读者可能出现的“认为是否被狐狸欺骗的问题并不重要”、以及“认为不再被骗是件好事”的两种心理。的确，如果仅从“不再被骗”的表象来看，这种转变不仅仅意味着人在智识上的进步，更象征着对以狐狸为代表的自然生灵之超越。从前人们对于自然的祈祷与笃信，如今被解读为了智识层面的“被骗”。然而在内山看来，这当然是不能从今天的后设视角进行简单的批判或是一笑了之的。
如果对标题的“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之问进行拆解，或可从两个基本的问题层面切入：其一，是在“不再被骗”的表述背后所暗含的“曾被骗过”之预设；其二，是在“为什么”的原因调查之前，沉淀为认知现实的“不再被骗”又应当“从何谈起”的疑问。对此，作者内山节在书中交代：关于“人们是否确曾被骗”的求证并没有意义，因为他所要回应的不是“狐狸骗人”之谜的真实与否，而是尝试通过对“人为何不再被狐狸骗了”的民俗学考证，用历史哲学式的思辨照亮“战后某段历史的真相”——这也是本书的旨归所在；而至于人们从何时起不再相信狐狸骗人的问题，他在序章处给出了1965年的时间节点，并以之为分界线，大致将日本战后精神史分为了“相信-不相信狐狸传说”的两个阶段。
在当下的历史认识中，1965年似乎并未发生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故而作者在开篇率先给出的答案，成为了颠覆“常识”、有待进一步解答的问题。事实上，内山所观“人们不再对狐狸传说信以为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不仅呈现出“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腾飞期”“战后大众文化普及”“学生运动与市民活动等蓬勃发展”的诸种表征，并且在其表象的水平线之下，还涌动着“日本人代代相传的传统精神衰退、日本自然环境剧烈变化、人与自然的交流随之变化”的暗流。在近代化、欧美化的过程中，传统的自然（じねん）被“自然”（nature，日语译为「しぜん」）的概念取代，原先与前者融为一体的人也被从中剥离，成为了与nature并不直接相关的存在。相较于远离自然的城市，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在处于自然与人类社会交界的混沌地带——即村落之中，要表现得更为显著。长久不曾亲近过自然的城里人缺乏对环境的感知，似乎并不算稀奇；然而当村人也慢慢无法与近在咫尺的生灵形成“好像被骗了”的“共振”时，自然从作为交界的村落向后倒退之势便逐渐显见了。事实上，这种后退恰是当下主流的进步史观所“看不见的历史”。由此观之，作者对日本精神史转折点1965年的锚定，便是基于从农村到城市的研究视角转换，而他对狐狸传说的民俗学式调查与思考，则是启发其调整自身史学眼光的“他山之石”。
在围绕历史书写视角问题的一次访谈中，孙江教授就曾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自从19世纪中叶现代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不断内省，其表征就是不断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高明勇对话孙江》政邦茶座系列推文，2024年5月）虽然考虑到内山的著述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在此能否将他视作孙江语境里的“历史学家”、称其对史学问题的思考为“自省”还暂不可定论，但至少能够肯定的是，内山以从狐狸出发的民俗学视角反观当下主流史观之举，确是对“观察历史角度”之惯性的“撬动”。或许也正是因其自身定位的“游移”，才使得他能够不拘泥于某一种历史观念或学术思维的惯性，而从对上野村村民的调查之中生发出对单一历史叙事的历史哲学式反思，并做出历史“以复数形态存在且相互叠加展开”的判断，从而将讨论由“指出问题”向“提示路径”的方向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质言之，内山取法民俗学的切入视角，让史学突破了长久以来某一种史观的桎梏，重新发现了此前“看不见的历史”，从而通过对遗忘的理解打通了再认识历史记忆的路径。同时，民俗学式提问对当下史学“视线盲区”的照亮，并非意味着此二者之间是单向度的“作用-影响”关系，也反过来提示了藉史学眼光重审民俗学问题意识的可能。
二、“人心即是妖怪之母”：妖怪学之兴与明治日本的“文明”焦虑
在明治及前近代的日本，据妖怪学家井上圆了考证，“最广为民间流播”的狐狸怪谈才是多数人心目中毋庸置疑的“现实”（井上圆了，《迷信解》，1904年，第8页）。这一确信以民间传说的形态出现，并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称谓与各自对应的情节，如内山在书中举出的“尾裂”，又如“女狐”（「おとら狐」，传闻一只狐狸曾附身在名叫「おとら」的女孩身上）“人狐”等等。其数量之繁多，可见其在日本的广泛影响力。然而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而言，乡野民间的普遍信仰不仅无法为启发民智提供正面的价值，其存在本身便是整个国家走向文明开化的障碍。这无法不令意欲摆脱“劣等人种”之蔑名与“对支那愚民”之崇拜的日本人为之倍感焦虑，在井上圆了看来，妖怪研究的开展也迫在眉睫（井上圆了：《祛除迷信》，《朝日新闻》，1897年2月16日，第6面）。他效时贤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的“百话”之举，将自家的妖怪学讲义命名为“妖怪百谈”，以“祛除迷信、征伐妖怪”，其妖怪学创设之动机与维新变革间的密切关联和现实对应性是不难想见的。
位于日本京都伏见稻荷大社的狐狸神像
明治时期，对狐狸迷信的揭露不仅屡屡频现于《读卖新闻》等大型传媒之报端，更见诸官方的统编教材之中。在1903年首部国定寻常小学修身书（类似德育教科书）中，文部省专设“避免迷信”一章，将“狐狸不会骗人，也不会附身于人”的科学教诲写入相应的教师用书，成为教学指南的首要事项（文部省：《国定寻常小学修身书·第四学年教师用书》，1903年10月，第53页）。翌年，补充注解该章节的妖怪学研究专著《迷信解》（1904）出版，书封上方印着“小学、家庭必读物”字样，似乎也是在呼应彼时的官方意志。明治政府和民间知识精英们在祛除狐狸传说等诸种迷信愚昧这一时代议题上是心存默契的。渊源悠久、且在民间信者甚众的狐狸传说（至少可上溯至十世纪前后），遽然遭到了来自政府、学界乃至社会人士的声讨和由上而下的祛除，时移世异，“妖以人兴”，此之谓也。
妖怪既以人兴，故也会因人而衰、因人而亡。换言之，妖魔鬼魅、怪力乱神的浮沉，不过是折射文明、世态与人心变迁兴替的一面镜子。事实上，明治官方下场破除狐狸迷信的诸多尝试背后，始终氤氲着与西洋文明的潜在参照，源于文明高下论的自卑与焦虑或是比狐狸要更让日本政府伤神的“妖怪”，此正所谓“人心方为妖怪之母”（井上圆了：《迷信解》，第88页）。由此观之，狐狸在民间的兴衰，也不免存在着政治力量、民众心态等要素的影响。
井上曾指出，“如今教育普及、学问既开，我国不仅被邻国称作所谓东洋第一文明大国，也自己公开宣告如是。既如此，其国民仍耽于迷信之深渊而不拔，实损国家之体面，有辱国民之名誉。”（《迷信解》，第89页）在他看来，破除迷信的旨归与其说是从科学的层面反思一直以来的迷信问题，毋宁说是为了维护“东洋第一文明大国”颜面及其国民的声誉，其对他者注视与评判之在意是显见的。职是之故，所谓“祛除迷信”之呼吁，或许并非来自自我的省思与凝视，毋宁说来自“文明他者”之审视才是改革的根本源动力。在狐狸迷信的问题上，井上圆了对狐狸传说的“迷信解”以官定教科书补充读物的形式出现，其妖怪学研究与明治政府“祛除迷信”、文明开化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显在的借力关系。
三、凡“狐”皆须侍奉：神话与正史之间“看得见的狐狸”
对待民间迷信之法固不唯“祛除”一途，纵其所信、重构对传说的解读方式以使其“为我所用”，对于权力者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驭民之术。早在江户时期，百姓、村民们在自然之中有感而生的“灵”，便被儒学家平田笃胤利用，“以儒学为基础，把‘灵’纳入政治理论，在《灵之真柱》中提出新的日本人论，说日本人是天照大神之灵的继承者，意图从政治立场上推动‘灵’的通俗化。”（第68页）而在狐狸迷信的问题上，经由教育领域的知识科普，原始民间怪谈中能够附身于人、行骗捣鬼的“野狐”信仰被定义为“迷信”，不再为开化社会所容忍；与此相对，那些神使化身的“灵狐”“白狐”却以信仰的名义得到了国家神道的释道。在近代神道教中，根据与明治天皇护卫神“稻荷大神”的距离远近，狐狸被人为地划分出了个三六九等（《灵狐秘录》，1928年，第2页）。距离稻荷神最远的、山林间的“恶狐”“野狐”被目作执念深重、骗人成性者，而皈依稻荷大神的“灵狐”“白狐”则多被视为业已得道升天的神使，并被描述为从不造业、更不行诓骗欺诈之事的善类。在此划分之下，狐狸本身不再成为信仰的核心，其形象的正负、地位的高低，本质上与其对天皇的距离远近及其所象征的忠诚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丸山真男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中对战时日本社会结构的描述何其相似，“当权者自身便体现着绝对价值……这一价值取向常被称为‘古往今来真善美的极致’……日本帝国本身便是‘真善美的极致’，本质上不可能从恶”，“整个国家秩序便呈现以天皇这一绝对的价值存在为中心的连锁式结构，自上而下的统治依据是跟天皇的距离成正比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10、16页）。为实现自身价值，无论是狐狸还是一般民众，皆须侍奉“现人神”，于是那些原本“属于民众精神世界”（第7页）的狐狸也被一并归入了属于支配者的精神世界之中。
内山在开篇举出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的传说及其历史演变，便能折射出这种民众世界与支配者世界从平行走向结合的过程。作为实际存在过的人物，历史中的安倍晴明“为保护国家而观察天体运行、利用式神与祭文修行阴阳道”（第8页）；而在大众传说中，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民众开始相信，晴明之所以能力卓绝，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信太之森的狐狸葛叶”（第5页）。到了改编自同名人气小说的电影《阴阳师》（2001）上映时，由野村万斋饰演的“狐狸眼”安倍晴明则结合了历史与传说的人设要素，成为了归属阴阳寮并服务于皇室的狐狸之子。除了类似的神话传说与艺术创作之外，那些记录于史册的狐狸，也多被描述为曾与天皇有过接触的祥瑞之兆。《日本书纪》第二十六卷记，“斋明天皇三年石见国言，白狐见”；《续日本纪》第三十七卷有言，“桓武天皇延历元年四月乙丑重阁门白狐见”等（《艺术资料》第三期第八册，1938年，第7页）。常人皆知传说难以考察证伪，然而官修史书却不吝啬笔墨、允白狐入正史，不能不令人生疑。此举似是为迎合“白狐祥瑞”之古语，然而其是否是为维护天皇正统而刻意捏造之物，在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阴阳师》中由野村万斋饰演的“狐狸眼”安倍晴明
如内山节所言，能够进入正史的“过去”，多已经过主流史观的淘汰选择，并通过教育等形式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未经审视的社会“共识”。故而，正史所未能覆盖的部分，就成为了书卷之外“看不见的历史”。需要承认的是，无论是何种史观，均有其限度与边界，我们不能苛求其囊括全部史实，并视其简单的叠加即为历史的全部；但同时，这就要求多方视角在史学领域的介入，以期能够在多元而非单一的阐释方式之下，逼近一个“模糊的确定”（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2015年，第17、170页）。“看不见的历史”可借助方法的扩充与视野的拓展追寻，那么作为问题的另一面，“看得见的历史”也应得到批判性的思考与追问。换言之，那些记录在册、被大众视为“真相”的历史与传说，究竟因何而得以被看见、从而流传至今？对于这一问题的提起与回答，关乎着每一个人对“传统为何”的理解与判断。
《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
对于“传统”与过去的疑问，同时启发着对未来的思考。作为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从当下向后看时是“绵延不绝”的过去，那么向前看时，自然不免会带上一种对持续发展、超越当下的期待。不过，无论是美化过去，还是幻想未来，都无不规避了对现在之不满的表达，故而才会“英雄也提当年勇”“卷土重来未可知”。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心态如今是具有普遍性、大众性的。不能正视现状的结果，就是无论引入怎样的理论以回应紧迫的现实问题，都难免在部分人面对现实的自卑心理作用下被极端化，最终沦为抨击一切的“正义”铁拳，而问题的解决方式却被轻易地搁置不议了。这种明知矫枉过正的激进行为，通过无法兑现的美好愿景将手段合理化、将问题简单化、将对象二元化，于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变得更加不可能，剩下的只有情绪输出、道德绑架以及一地鸡毛，进而形成了逃避现实的恶性循环。倘若“现在”无法定位，那么“过去”与“未来”的位置也将难以锚定。到那时，我们又会在怎样的当下之中，扭曲哪些历史、臆测何种将来，就更无法可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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