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翰｜如何书写“失意”——对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及其知识生产的省思
【编者按】作为一本自创刊以来就把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探索与争鸣》于2025年迎来了创刊的第40个年头，并出版了“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探索与争鸣》创刊40周年青年学人专刊”，力图更好地呈现新一代青年学人的学术新貌，一如既往为富于历史感、现实感、未来感的青年学术研究鼓与呼。
“澎湃新闻”获《探索与争鸣》授权转载专刊的部分文章，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何青翰。
何青翰
近年来，以田野调查报告以及非虚构类写作为主，一批关于当代基层知识青年的叙事正逐步引起大家的注意。前者如《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林小英，以下简称《县中的孩子》）、《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杨华，以下简称《县中》）、《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谢爱磊，以下简称《小镇做题家》）等；后者如《我的二本学生》以及《去家访》（黄灯）等；此外还有围绕专题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如《“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程猛，以下简称《“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郑雅君，以下简称《金榜题名之后》）等；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在公共文化空间亦不间断地生产着关于基层知识青年的“爆款”网文。所谓当代基层知识青年，意指广大基层地区接受过高中、大学教育或正处于此教育阶段的青年。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大学扩招，该群体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几乎同构于“乡土中国”抑或“县乡中国”的生活情境，并具有“中学—大学”与“县乡—城市”的人生发展的共同线索。与高速发展而又剧烈变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相呼应，基层知识青年的受教育状况、发展状况深度牵涉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政治安全。本文以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及其知识生产为研究对象，在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观察视角下，梳理国内外各类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文本审读以及案例分析，借助广阔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脉络，探求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知识路径及其文化意义，由此对“青年”问题及其所象征的时代症候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在展开本文的具体讨论之前，有三个研究上的特点需要明确。首先，本文对各类相关文本的梳理与总结，并不以实证层面的证成或证伪作为第一要义，而是着力于揭示文本所内含的问题意识与思想结构，或者说本文的落脚点在于“知识生产”中的观念塑造与知识传播，诸如“寒门子弟”“小镇做题家”等。当然，对于当代基层知识青年的实证性研究所依赖的调研素材及相关数据，本文将予以必要的参考。其次，本文的讨论并不局限于阐释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个性化动因与机制，亦将致力于重组不同类型、不同侧重的书写中所提示的青年现状，使之呈现为内具互动性与互补性的知识网络，从而帮助我们反观、思考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变局。最后，本文之所以以“失意”作为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基本处境的总结，并不是要在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的路径中凸显青年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而是为了强调当代基层青年研究在“知识生产”维度所应诚实面对的社会困境与公众感受，由此强调青年叙事中所承担的历史记录与社会教化的人文使命。
双重互文：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知识背景
（一）“书写”还是“仿写”
经过1999年以来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及其所催生的高中教育的持续扩张，近20年来，庞大的小学及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同时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行动主体及其所属社会价值体系的置换，由此奠定了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换言之，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基本动力，一方面来源于叙述者自身在以“高考”为轴心的社会记忆中所获得的身份认同及其衍生的群体关切；一方面则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的深化对社会秩序与文化生活造成的全面冲击以及蕴含其中的持续“现代化”的时代命题。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第一重互文：以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教育研究为参照的同类型问题的书写。
针对当代高校中出身基层的学生群体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小镇做题家》中提出：“‘小镇做题家’是农村和小镇学生一种独特的社会建构。”通过拆解来自农村、乡镇的“小镇做题家”的特殊生存心态，尤其是“缺乏游戏感”与“自我低估”，该作展现了“精英大学”看似开放的校园文化空间所设置的种种隐性障碍，使出身基层者既难以通过拓展技艺、积极社交获得更多成长机会，又无法对自身的生活经验产生正向理解。与之相应，《我的二本学生》则以教师的视角记录了整体性溢出“精英大学”之外的“二本学生”或者说“小镇青年”的生活境遇，既有课堂内“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也有生活中“一个班，从同一间教室出发，仅仅几年，就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差距”。而《县中的孩子》则将研究重心前移，从“教师”“家长”“政府”等各个层面，还原了谢著中“精英大学”里的小镇做题家与黄著中“二本学生”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基层知识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必须面对的社会差距的代际传递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县中家长普遍存在的高等教育期望，《县中的孩子》的解释是：“教育的确体现了一种代际文化资本的传递，这种传递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了惯习。”而在《小镇做题家》的结尾，作者更是直接将“文化资本”设置为贯通其访谈个案的核心问题。与此对照，如《我的二本学生》所说：“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和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在基层知识青年的个体层面与整体层面之间，正是布尔迪厄所提出的“文化资本”充当了叙事的必要理论机制。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面对冷战中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布尔迪厄通过撰写包括《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等在内的一系列作品，逐渐建构起一套文化再生产理论，以探讨日益加剧的社会二分现象的内在原因。正如《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中所指出：“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从掌握文化的难易程度和愿望这两重意义上讲，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从理论意图上看，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意指以“文化”为获得特权的途径，主要是为了揭示经济阶层、社会阶层通过文化权力进行自我巩固的过程，而在其所指涉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机制及其内在危机之外，这一概念则在更为广阔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场域中，为如何理解基层知识青年的形成、流变及其内部的文化差异做出了提示。
因此，我们无需对此感到诧异，在《小镇做题家》《金榜题名之后》《“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一部近译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身影——《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得益于译者的匠心独运，“寒门子弟”让我们毫不费力地抓住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下的类同问题，如“寒门幸运儿”的概念即被谢著直接借用并对标于“小镇做题家”。而与上述作品中反复提及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相对照，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等众多研究延续了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它们始终关注教育与阶层出身以及家庭教育之间的紧密关联。事实上，一方面，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而言，教育无疑是促成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无疑受到了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同类型著作的深度影响。
（二）在通识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之间
与上述作品相比，《“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似乎更为“自觉”地将其“互文”的直接对象呈现于读者面前：“与国内研究者大多对‘家伙们’‘抵制’和‘反学校文化’的热衷不同，受学界冷落的‘循规生’激活了我三年学术生涯的好奇心，唤醒了内心潜藏的情感。”“家伙们”与“循规生”的表述来自保罗·威利斯所著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由于秉持质疑社会精英所主导的再生产的基本态度，脱胎于《学做工》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仍然可以被视作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研究延长线上的产物。但是，诚如威利斯本人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序言中指出，“今日之中国已不能和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直接比较”，该作所征引的知识资源实际上已经溢出了社会学的范畴。“‘读书的料’，作为中国情境下的‘第三类循规者’，在进行着一种通向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其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对这样一个道德世界的感知与信任，他们的学业成就也建基于一个与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道统相连的道德世界之上。”“第三类循规者”的自我意识与“延续数千年”的历史想象，提示了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第二重互文：与通识教育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以及社会主义平等精神的延续形成呼应，并努力使二者汇入同一情感维度的书写。
首先，考虑到《“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学科背景及其研究方法，我们不免会对“道统”这一表述感到某种惊异——尽管该语汇的出场是为了对应现代公共性中至关重要的“道德世界”，但其难以遮蔽的文化符号属性不得不让我们将《“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一起加以“对读”。实际上，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结尾部分，作者更为直白地表示：“进入精英大学的这些‘读书的料’，还可能成为中国的‘士’的一部分，成为维护‘道统’的中坚力量吗？”“他们还能够承担这一代读书人对家人、社会、国家的历史使命吗？”质言之，“道统”在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被理解为圣人“为己之学”的传承接续。得益于此，中国社会始终要求“选贤”的公开性，“自唐代竞争性的科举制永久性地制度化之后，古代那种统治阶级成员应由个人贤否来决定的观念，已稳定建立”。将该作引用“道统”一词的心境与用意关联于“科举”的历史知识，其基层知识青年书写中所蕴含的传统“读书人”的文化基因与身份认同也就不言而喻了——另一著作《金榜题名之后》则更为直接地在其书名中提示了这种微妙联系。
众所周知，包括阅读经典在内的传统文化复兴在高校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近年来兴起的通识教育活动。在反对功利主义、推动精英教育平民化的层面，包括《“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在内的许多青年叙事都与通识教育所呼吁的“培养通才”目标有着相通之处。正如甘阳指出，“通识教育”的任务在于克服韦伯所谓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现代性危机，而其重要途径就在于重返人文经典；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审视中国自己的文明，特别是古典时期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一知识性关联，很多人或许会因为先入为主地将“通识教育”理解为“精英教育”而大感不适，更何况“农家子弟”与“儒家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巨大的天然鸿沟。由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语境中，“通识教育”之所以能够唤醒成为“士”“君子”的文化理想，除了来自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外部刺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20世纪以来中国自身所完成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留下的制度资源。
质言之，《“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一方面颇具浪漫的士大夫情怀，另一方面则对在教育选拔中失败的“农家子弟”抱以深切同情，并认为“教育流动向上的流动性越是艰辛，就有越多的人被埋没了”“我们竟然还会在这个时代听到有人赞美这样一种教育选拔，以为这才是社会的常态”。此处的愤怒与另一种颇具“流行”潜能以及传播价值的基层知识青年叙事恰成对照：2024年，一篇被称为“新时代的《送东阳马生序》”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致谢得到大量转发，生动地展示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记忆仍然在各社会阶层中产生着强烈作用。毫无疑问，这两种不同情绪的表达主要都源于对“高考”的情感寄托，或者说“愤怒”与“赞美”都基于同一种将平等主义视为“铁律”的社会信仰，只是《“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以及前述的《小镇做题家》《县中的孩子》等作品更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改革而奠定的教育成果正在面临严重挑战。就此而言，在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所表达的对精英教育开放性的诉求中，已经曲折地汇入了“有教无类”的古典人文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精神，构成了一种奇异融合的知识“传统”。
进出“小镇”：“失意”的根源与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两条书写路径
（一）从大学校园到原生家庭的内敛式个体关怀
“失意感是指个体生活信心和未来希望降低的一种情感体验，是深层次的和具有核心意义的心理因素。”具体而言，青年的“失意”主要来源于其所期待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均无法在当下的社会分配机制中得到及时、充足的回馈，而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力抑或自身命运掌握感的丧失，则更为深层地激化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在网络社交媒体所构建的跨地域情感共同体的裹挟下，经过多层面、多渠道的同类信息的反复叠加，“失意”终于成为了一种在“基层”范畴内具有压倒性的青年心理趋势。就此而言，书写青年即意味着必须书写某种“失意”。共情“失意”自然是叙事的基础动因，而如何抓住源发于当代的“失意”，理解其特有的发生过程与转变机理，才是对叙事者的最大考验。
正如《小镇做题家》的序言所说，“应当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它还包括了更为丰富的主观的非经济的情感维度”“关注成为精英大学天之骄子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只看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还不够，亦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在知识生产中掌控基本方向的“总体性”追求在阶级话语失效的大背景下逐步丧失了批判力与阐释力。而参考西方以情感主义与心理学为主要工具的同类叙事，《小镇做题家》《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著作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网络非虚构类写作的“破题”方式，正是迎向敞开的、变动的社会意义空间，通过心理感知以及抒情书写实现对基层知识青年中的“个体”召唤，继而将其回嵌、拼接为完整的社会图景。
对于精英大学或一般大学中出身基层的学生群体，《小镇做题家》将之称为“文化上的外来者”。由于缺乏与城市中产生活相适应的兴趣爱好以及极少接受课余文艺技能培养，他们很难在校园的社团活动中获得相应的积极体验。“缺少才艺”的身份标签给这个群体带来了沉重的失落感，由此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社交欲望。虽然学生理应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但掌握选拔、奖惩主动权的学校制度实际上是由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合力塑造而成的，因此真正的大学“主体”是大学教育机制背后的国家社会的文化结构及其文化权力。而《小镇做题家》正是通过捕捉高校学生的心理变化，逐层剥开学历、绩点、奖状等文化资本象征物所遮掩的寒门子弟的内心世界。
与此类似，《我的二本学生》将二本院校的在读学生整体性地视为“默默无闻”的、有待被看见的庞大群体。在其所描述的层级分明的广州城市景观中，如同精英大学中寒门子弟游弋于中产阶层文化所主导的校园社交之外，二本院校也按照自身的受众盘踞在真正的城市生活的边缘。如果要真正深入这种“游弋”“边缘”的内在逻辑及其发生机制，那么叙事的视角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学校园，而是必须转向城市文化力量相对薄弱的“小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亦以不长的篇幅总结了“精英大学”中农村子弟之所以在校园社交中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阶层旅行中的农家子弟需要适应和学习城市中上阶层的语言、价值、品位甚至是体态，这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堵由自己原生家庭所在阶层文化树立的高墙，他必须努力攀爬才能越过，获得另一个阶层的文化特质。”与此相类，大多数围绕个体成长史而展开的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都会将其书写“失意”的线索延伸至“原生家庭”。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一面生动描述了寒门学子面对原生家庭与城市中产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所产生的痛苦压抑以及愧疚自责，一面也还原了原生家庭所给予寒门子弟的激励与支持，并将之视为“底层文化资本”的重要来源；而在《我的二本学生》以及《去家访》中，作者多次谈到身处乡镇、农村的二本学生在以原生家庭为轴心的熟人社会中所受到的物质帮助以及情感慰藉。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内敛式的个体关怀。自“原生家庭”这一概念引入青年研究起，与之相应的“个体”想象就以一种更为激烈的形式呈现出向内收缩的整体趋势。而上述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所呈现的“原生家庭”则并不是一种完全封闭的日常生活的狭小领域；从既有的书写角度来看，《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等作品中所探讨的“原生家庭”更像是带入中学、大学乃至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场域的重叠空间。这种重叠拒绝了叙事在逐层递进之后对个人生活世界以外事物的放弃，而是以连贯叠加的方式将之灌注于以原生家庭为基础的“小镇”之内，使“失意”的呈现形态不再限于诉苦与追责，由此渲染、加强青年个体内心世界的立体感和多样性。
（二）从县城中学到社会职场的外延式秩序思考
与由外而内的个体成长史书写相比较，另一类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基本路径则是由内向外，即在叙事侧重上变“小镇之内”为“小镇之外”。具体而言，诸如《县中》《县乡的孩子们》《县中的孩子》等作品，甚至在广义上还包括对以华坪女高为代表的地方教育典型案例的表彰，即将叙事的书写重心从层层内敛的个体生活世界抽移到当代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社会资源分配等宏观问题，继而在张开的结构性问题中反观知识青年的时代命运。作为当代基层知识青年自我身份塑造的一个必要环节，中学教育并不是孤立于大学与小学之间的孤岛，其背后所涉及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实际上以更具普遍性的社会再生产而关涉当代基层知识青年的“失意”。
概而言之，将大学阶段的工农子弟、寒门子弟所陷入的自卑、抑郁、迷茫等负面情绪的困扰视为中学教育的直接结果，在归因上有着充分理据；但是中学教育何以如此，则并不是一句应试导向抑或功利心态所能概括的。在《县中》一书的开篇，作者将“钱学森之问”带入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比较视野中加以思考：“大众教育的目标群体是所有的老百姓，它的理念是让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精英教育是给少数上层精英专门预留的权利，是精英的特权。”将教育的基本功能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之中来看，适合大多数县乡地区的教育形式仍然是将锻炼应试能力、促成阶层流动作为主要目标的大众教育。“县域”构成了中国“基层”最为基础的治理单元与政治空间，国家权力与县以下的社会阶层于此交汇。与此对应，县中“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了全县城乡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
以县域教育为书写对象的一系列研究作品，都认为当前最严峻的现实在于“县中”的变异与衰败。如《县中的孩子》所说：“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正日趋衰败，这无疑严重挫伤了许多普通民众对儿女教育和家庭未来的信心。”在地方政府的市场化运作逻辑渗入地方教育的操作理念之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争夺，而“以县为主”的行政性放权又存在削减地方教育投入、放任公权力侵夺教育资源等问题。《县中》一书则重点批判了“超级中学”给整个基层教育尤其是“县中”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全民焦虑源于乡校和县中的衰败，使中考在全县竞争、高考在全省竞争。县中衰败的罪魁祸首是‘超级中学’的‘掐尖’。”在地方所扶持的“超级中学”对“县中”的生源、师资进行大肆“掠夺”之后，一方面县域教育的力量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县中也不得不效仿“超级中学”并采用更为极端的应试方式，如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划分尖子生与一般生等——学生之间的关系疏远、圈层封闭由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人格塑造。
而《小镇做题家》《“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等著作中所描述的大学中出身基层的学生的种种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就是在这种持续内卷的高烈度、反常态的竞争环境中呈几何级数地蔓延滋长的。当这些学生在得到他们视之为命运转折点的大学教育后，这种负面元素还会长久影响他们的人生发展，如《金榜题名之后》所指出：“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这些论述使得我们必须严肃思考青年失意与教育生态失序之间的深层联系。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中总是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丧失童年抑或自我压榨乃是走出“小镇”的一种必要代价，甚至将其比附于近现代中国所呈现的奋斗历程。《县中》亦指出“快乐教育”以及“读书无用论”是阶层自我固化的一剂毒药，但与前者所不同的在于《县中》及该类写作对基层教育中的“无效奋斗”予以深刻批判，并且通过揭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相应的应试方式极化之间的因果关联，在社会治理的角度为当代基层知识青年所承受的教育领域整体秩序的“不公正”及其所造成的持续焦虑、痛苦发出抗议。借由“县域”之内的人类学、政治学视野，当代基层知识青年的“失意”获得了更具历史纵深与权力分析的根源性说明，并且最终能够以一种大规模的群体形象与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一同重返集体主义的宏观历史叙事。
知易行难：作为知识生产的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得与失
（一）情感知识维度的“符号”再造与“失意”安放的限度
“知识”以及“知识生产”与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需的社会共识的重建有着重要关联。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广泛汲取网络平台上由青年大众自发创造的文化符号，对其加以提炼、重组，并转化为以“叙事”为主要形式的知识总结；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既使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个体情绪得以沉淀、凝结为情感知识，又为其社会行动的形式与方向做出了情感层面的经验性说明。如前所述，作为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基本情境，“失意”是叙事者必须直面的一种笼罩性的情绪氛围抑或认知框架——当然，这与时代向前的主旋律并不矛盾，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情感知识”之所以在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知识生产”中具备较强的整合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情感元素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日益凸显，共同情感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梳理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以情感知识作为主要知识生产原料及其产出的作品，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两个要点：
首先，通过对原属于亚文化的青年文化符号的概念重塑与文化赋值，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的情感知识生产为青年群体构建了一个能够包容不同社会想象的文化场域。以“小镇”为例，当代基层知识青年曾发出这样的自嘲：“学历是自己脱不下的长衫。”“小镇做题家”概念正是知识青年群体在面临自我迷失的窘境下所进行的一次主动的身份重塑。在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各类形式中，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小镇”或隐或现地发挥着背景映衬乃至意义连缀的作用，与大城市、精英大学、大厂形成了鲜明对照。如《去家访》所说：“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由于“小镇”与“基层”的场域范围几乎是重合的，经过学理化、系统化的叙事表达之后，作为“情感知识”重要喻体的“小镇”既能代表城市以外的县乡或城市边缘区域的生活地带，又能象征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具有局限性、内敛性的心灵感受，故其兼具地理空间与情感世界的双重寓意，成为了收纳“寒门”“读书的料”“做题家”“大厂青年”等身份认知的精神营地。
其次，通过对出身中产以下学生以及相关青年群体的心理构成与情感模式的深入探讨，情感知识维度的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为青年群体的情绪抒发以及精神抗争的正当性提供了适度的辩护。正如《“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所说：“当自身的匮乏与现实相撞，幻灭感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在体尝幻灭感之后，支撑他们学业成功的道德世界也可能会随时坍塌。”面对社会发展所遭遇的现实困难，主流媒体往往会受制于既有的话语惯性而选择机械重复社会的总体预期，这就很难让社会具体成员所表达的生活感受得到有效传递。而在以情感知识为轴心的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所形成的概念集合与逻辑梳理中，青年的真实情感得到了学术语言以及多元视角的“收编”，从而在尽量保存其原初感受的前提下呈现为更具建设性的社会反馈，增加了其应有的传播效能。
总述以上两点，应该说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对于情感知识的提炼、生产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情感知识的优势与限度都在于情感的主观化与个人化，这就造成了叙事者以访谈问答为主要手段的“记录”必然带有其自身的“介入性”或者说预设的呈现效果，在书写中更偏向于抒情文学的共感而有损于客观的理性分析。除此以外，上述叙事所内含的更大隐患在于消费主义对于情感知识的隐形渗透。正如韩炳哲认为：“规训社会宣传手段所呈现的理性在生产水平处于一定程度时会达到极限，随即会被认为是一种强迫和压制……这时，与自由感和人性自由发展相伴的感性便取代了理性。自由意味着任情绪自由流露。”一旦情感元素在青年叙事中陷入模式化的循环复制，就会沦为迎合现代大众的猎奇、感动需求的情绪价值的贩卖，那么该类叙事就不仅会日趋远离真正的青年问题，还会逐渐抽干与基层知识青年相关的种种文化符号的内在意义，使基层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观念。这也就意味着基层知识青年与大众之间所形成的共识性话语机制的内在崩溃；温情脉脉的外壳失去之后，只是得到暂时安顿的“失意”仍将如幽灵般地去寻找下一个合适的载体。
（二）社会知识维度的现实反思与超越“失意”的未完成
情感知识维度之外，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另一重知识生产是围绕着青年问题背后所隐伏的社会经济层面的探源工作而进行的，这一工作所涉及的领域并不限于寒门子弟的个体经历及其所延伸的熟人关系网络，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全貌中由远及近、由大至小地观察“基层”范畴之内的知识青年命运的来龙去脉。伊格尔顿指出：“在恢复受到正统文化排挤的边缘文化的地位方面，文化研究做了至关重要的工作。身处边缘是无法言语的痛苦。”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个人成长史的基本视域大多是通过与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边缘性自我感受而展开的；不同于文化感受上的边缘—中心的二元结构，社会知识更为重视整体性的权力结构以及政府与社会、家庭之间具体的沟通机制，与此相关的青年书写显然也希望将基层教育以及基层本身带回社会思考的中心地带，使个人化的“失意”转变为交织于不同社会线索的国计民生层面的治理关切。撮其要害，有以下两点。
第一， 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社会知识维度的知识生产不仅以青年群体为其书写对象，而且将与之生活、教育相关的学校教师、地方领导等不同社会角色均包含在研究范围内。在有关县域中学教育的论述框架中，《县中》以及《县中的孩子》两者都试图还原“县中”所处的县域治理体系的完整图景，包括政校关系、城乡关系、干群关系等线索，继而在社会分工的关联性结构中衡量基层教育以及身处其中的学生群体的应有位置。换言之，学生的学习条件取决于学校，而学校的资源配置则取决于地方政府以及教育部门的具体方案；县域发展在当今的经济格局中已属滞后，如果地方领导不能有效地统筹考虑诸如教师待遇等客观需求，势必将导致县域治理中教育板块的持续塌陷。有鉴于此，讨论基层知识青年就必须考虑其身处的治理环境以及活动其中的关键角色。
第二， 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社会知识维度的知识生产，将反思对象从抽象的、流动的文化权力及其文化规范，转移为组织化、制度化的行政权力及其日益强势的商品经济逻辑。不同于情感知识所依赖的感性的文化空间，社会知识的素材与思路需要在变动的生产关系及其权力安排中获得。如《县中》所说：“为了开发县城房地产，推动县域经济，县级政府将教育资源大量投入房地产周边……县级政府的这波操作必然加快乡校的衰落。”无独有偶，《县中的孩子》亦发出质问：“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市场一定是必然的吗？当我们那么信赖市场逻辑时，基础教育的国民性、基础性、全纳性是否受到了损害？”话语、心态的考察不能代替必要的社会经济以及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分析，当代基层知识青年所面对的困境既包括个体成长中的文化闭塞，更有着诸如“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跨区域的生源市场”“超级中学”等具体现实问题的笼罩。
由此可见，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社会知识维度的知识生产，最终需要抵达的是关于“基层”整体性发展的思考：处理不好基层教育就会导致基层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反过来看，若无成功的基层治理提供物质基础与政策支持，便无法促成基层教育的良性发展。从这一点来看，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社会知识维度的知识生产，打开了青年问题背后所涉及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多元面向，由此揭示了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在青年问题中所应具备的连贯性与相关性。
但是，正如《县中的孩子》所说：“知易行难，认识到县中的孩子的状况和根源是容易的，不必动用高深的分析手段和哲学思辨。”与叙事的构建相比，不容易的事情是从案例的说明与结论走向对普遍现实的改造；凭借策略性、功能性的社会发展分析，恐怕远不足以对弥散于基层知识青年及其生活世界的暂时“失意”加以彻底的超越。平心而论，在提供了诸多的实践性智慧及其制度原理的剖析之后，面对这一更具挑战性的书写任务，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社会知识维度的知识生产，虽然已经对重返“基层”有所破题，却未能凸显一套更为明确的社会理想，或者说未能让我们看到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基层知识青年所应趋向的内具信念感的历史目标。而这种或许是囿于书写方式的选择性失语，将使得基层知识青年在根本上还是处于被治理的低能动性状态，而非有机的知识人。
家国天下：以青年为问题与以青年为方法
（一）重写青年与超越中西之间的书写张力
概而言之，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在客观上深受西方相关理论以及著述的影响，除“文化资本”理论之外，最突出的是个体关切中所包裹的情感主义以及整体性的社会治理视角。与知识生产相关的研究、记录、抒情等必然受惠抑或受制于其同时期知识系统，包括叙事所必须的基础概念与内在理路。如詹姆斯·哈密尔所说，“与其认为知识的内容是事实，不如说是人们的各种思考方式”，在世界市场与知识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具有文化场域的多元参照系，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处境来看，直面青年问题的叙事者抑或知识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着持续“现代化”与反省“现代性”双向牵引——后者在上述青年叙事中则明显受到“科举”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革命元素的深刻影响。在这种双向牵引之下，能否找到合适的书写方式，首先取决于能否有效地超越中西之间在同类问题书写中的张力。
1980年代以来，由于深入参与到此前由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市场以及家庭与学校在再生产机制中的“归位”，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难免在此过程中“感染”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弊端，这自然会造成中国当前的青年叙事不自觉地借鉴乃至对标现代化经验更为丰富的西方相关研究。从思想工具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这就造成了很多叙事者一面能够察觉并试图接近本土的文化生态与社会问题，一面又几乎不可避免地复制西方同类型写作中既有的话语框架。在《县中的孩子》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说的是美国城市家庭由于居住隔离所带来的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分层与分隔，这使得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也有中国梦，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教育不能在夯实‘大国之基’中起到相应的作用，则中国梦是不是也会处在危机之中？”在“美国梦”的教育层面的危机中，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权力的过度泛滥阻断了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了家庭危机、教育受限与阶层固化之间的恶性循环。在现象层面，中美之间或有类似，但是，“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不仅有其愿景的不同，更在于双方所选择道路的本质差异。“美国梦”的论述是由个体自由的社会诉求以及凭借军事、金融、高科技实力所打造的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而构成的，故其国内社会状况的好坏，必然与其全球利益攫取的多少相关。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中国的“青年问题”自20世纪初起即与中国的历史转型同频共振，书写青年意味着书写中国近代以来最具历史潜能的部分。毋庸置疑，青年对时代的感受是最为敏锐与生动的，而基层又是社会结构中一切经济、政治变动的具体承受者，故而当代中国基层知识青年的“失意”情绪极易走向升级。正如巴迪欧所说：“人们害怕年轻人，正是因为人们不确定年轻人是什么，他们可以做什么，因为年轻人处在成人世界之中，但又不完全内在于其中，他们是并非他者的他者。”身处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焦虑之中，青年群体所象征的事物永恒变化既延续着现代人的浮士德精神，又给几乎所有的人类政治共同体长期制造着种种不安。参照中国独有的文明理想及其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基层青年群体的命运理应得到有力的书写，由此折射时代症候并唤起正向的社会建设力量。
（二）新叙事与内生文化传统的贯通
超越中西之间的书写张力，并不等于否定对西方相关经典理论的必要借鉴。但是，“真正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福柯治理术研究的影响，西方文化研究的重心从物质生产关系转向话语、情感、文本、权力等意识形态层面。这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叙事，具体到知识青年的研究上，研究者希望以话语分析介入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揭示资本主义学校利用文化权力让广大青年自动接受阶级秩序的残酷事实。源发于此的社会批判在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话语环境以及社会结构中力道大减，在阶级差异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无法撼动的前提下，许多青年研究都逐步演化为反对“优绩主义”“校园霸凌”等社会现象的文化分析，日趋远离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历史。假如中国当代基层知识青年的研究亦以此为范本，则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永远无法走出“原生家庭”“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再生产”所构成的叙事与理论复制的困境。而对技术性的治理层面的考察，如果不能阐明更深层次的文明共同体理想，也难免遭遇西方社会学中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困难。这就要求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也需要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超克古今之间的书写张力，向内汲取文化力量。
现代中国是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革命、改革的基础上破壳而出的，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与主义几乎都曾作为“变量”参与到这场剧烈的文明变革之中，任何以中国为方法、为目标的思考都不能将这一事实悬于脑后而仅沉溺于修辞与梦呓。举例而言，在《我的二本学生》中，作者将在深圳打拼的大学毕业生身上的奋斗精神与乐观态度比喻为“南方精神密码”；除此以外，在其续作《去家访》中，又多次表现了一个纵深广阔、人情绵密的乡土世界。虽然这些看似美化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处境的浪漫书写引起了不少批评，但是作者的写作未必就一定不合于其自身的观察。真正的问题在于，作者并未指出其笔下呈现的为基层知识青年撑起生活、工作的物质基础与人文环境究竟源自何处。究其根本，一方面是民间社会中浸透的传统文化习俗，如尊师重教、勤勉努力等世俗乐观主义，一方面是到1970年代末，中国初步形成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冲击了几千年来扎根于中国人深层意识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原先‘东家’与‘下人’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翻身’之后‘当家作主’、男女平等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于城乡各地的劳动人民中间。”正是因为有这些社会资源在顽强地发生作用，才使得身处“失意”的当代基层知识青年仍有着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以及通过自我叙事或他者叙事向社会、政府表达“失意”、呼吁变革的正当性：当代中西青年叙事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从包括基层在内的国家发展进步的总目标来看，基层知识青年的归宿绝不应该是脱离基层，而是应该自觉成为建设基层的不竭动力，使基层抑或“小镇”内嵌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才是打破阶层复制、缔造理想社会的关键途径。而与此对应的青年叙事，则必须在个体与集体、情感与秩序、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之中，探讨如何恢复基层知识青年的行动主体性以及内具信念感的历史目标。
结语
中国的基层知识青年乃至整个青年群体，凭借其独特的感受力与创造性，映射出一个不断调整、重构的历史过程。作为现代社会具体构成元素的“人”，需要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与历史世界中获得行动的意义阐释。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弥散于基层知识青年群体中的“失意”情绪，选择何种叙事方式不仅决定着知识人个体生命的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构造与社会想象。与此相关，由叙事而抵达的知识生产，其实际成品是各种不同的符号、概念以及思维模式，由此构成一个知识库，行动者可以从中选取不同工具来指导实际行动。以基层知识青年为代表，“失意”的当代青年不仅承受着历史的考验，也为历史进程贡献着解题思路或启示。基层知识青年叙事的知识背景中所彰显的三种不同的知识资源，除了遥契于西方内部对现代性加以反省的文化关切抑或心理关切，以传统文化中的“有教无类”“修齐治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为主体的另两种知识系统也在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西方的理论资源相比，后两种理论资源应得到更为显著的重视与阐发，从而塑造一种与中国的内生性文明、文化资源根脉相连的知识生产。在重新审视此前青年叙事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地汲取现代西方的理论资源，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造成的思想局限，走出“寒门子弟”抑或“小镇青年”的社会想象的循环复制。中国的文化场域中原本存在的高度互动的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理应在未来的青年叙事中得到更具整全视野的观察与思考，打破个体心灵与民族心态、校园空间与社会环境等范畴之间的壁垒。而经过历史洗礼的传统文化中的“读书人”理想，也将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实践，由此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与时代挑战中凝聚不同阶层的社会共识，增强整个社会的健康心智。
【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何青翰 | 如何书写“失意”——对当代基层知识青年叙事及其知识生产的省思 | 创刊40周年青年学人专刊·争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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