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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见到小珍时，她正因“压力太大”接受治疗。
作为母亲，陈佳玲对女儿小珍的爱毋庸置疑。但也正是这份爱让她不愿看到女儿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落败。于是，小珍的日程表被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班填满。然而，随着女儿精神痛苦加剧并最终开始住院服药，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陈佳玲又不得不掉头去呵护女儿脆弱的心灵。沉重的城市生活压力、严格的学校纪律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体系共同造就了这样一对充满矛盾的母女关系。
这个故事并非个例。在现实生活中，陈佳玲像是21世纪初中国城市父母的缩影，折射出中国式育儿正在经历的集体性阵痛。对小珍这一代人来说，从中学到大学，每一个暂时安全的彼岸都变成了新一轮竞赛的起点。社会生存的压力与痛苦也不断从成年人的生活向儿童的世界下沉。快乐的童年与有保障的未来之间似乎变得越发不可兼容。
当“教育竞赛”的宏大叙事投影在孩子书桌的台灯下，那些在补习班与游乐场之间走钢索的父母，到底该如何寻得平衡？“虎妈”“鸡娃”“内卷”“躺平”等现象背后，被教育内卷所异化的亲子关系又是否有另一条出路？
人类学学者关宜馨决定推开一扇观察之窗。在春城昆明的市井烟火里，这位人类学者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与这座城市中的十多户中产家庭结成了超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关系的长期友谊，她走进课堂、家庭与心理咨询室，见证了普通中国父母的育儿困境，并最终推出了《不确定的爱》这本书。
在《不确定的爱》一书中，关宜馨通过一系列真实的故事，探讨了当代中国城市中产父母在育儿上的希望与困惑，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在生活无数的意外事件中，辨识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以控制的。
第四十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教育民族志方面的著作《不确定的爱》，让我们在二十年外界环境变化背景下，去看普通中国家庭中的变与不变。
以下内容摘自《不确定的爱》，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参与赠书活动可直接滑至底部，2月24日当天我们会选出3名读者，请留意公众号文章的回复。）
普通人的养育兵法
2004年，我读初中，离升学考试还有两年，正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每天最期待的是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铃声一响，无论讲台上的老师还在说什么，心就飞出了教室外，飞向街边的小吃和报刊亭里的《歌迷大世界》、音像店里的周杰伦和蔡依林。我就读的中学位于一条商业街的中央，老师和家长们总忧心这样的环境“太过复杂”；精力旺盛的中学生们却只想着，放学后能把丑丑的校服塞进书包在街上游荡。
彼时的我们对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的生存压力还懵然无知，提前焦虑起来的总是父母。虽然全国教育系统都在倡导“减负”，但挡不住教培机构遍地开花；周六日、寒暑假，平时一起玩的朋友们渐渐有了另外的去处，奥数班、英语班、钢琴班、游泳班……下学期再见，有人在开化学课之前就背好了元素周期表，有人已经会在英语作文里用虚拟语态，一点一滴地走在了大家前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妈的阅读兴趣好像也发生了变化，家里的书橱开始摆放各种“养育秘籍”，其中就包括当年声名大噪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与如今剑指“清北复交、哈耶牛剑”的海淀妈妈们不同，当年在我生活的东部小城，像我妈一样的母亲们怀揣的是从前科学育儿的时代走来的惴惴不安。报纸杂志上铺天盖地的亲子寓言让她们意识到，“不打不成器”再也不是通用的教养法则，今天的“好妈妈”要谦卑地学习如何与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相处。然而她们也明白，自己经历的那个“毕业包分配”的时代已成历史，成长于千禧年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身为家长的责任感无法让她们对下一代“放任自流”。
2004年也是本书作者关宜馨来到西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进行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第一年。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时至今日依然困扰着中国都市家庭的悖谬：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社会里，快乐的童年与有保障的未来之间似乎变得越发不可兼容。让她看见这种悖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还有常常陷入情感挣扎的母亲。
陈佳玲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爱女儿小珍，不希望女儿在可预见的残酷竞争中落败，但只能以另一种“残酷”的方式去鞭策年幼的孩子。她用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塞满小珍的日程表，用严格的监管为女儿的人生把关。但随着小珍精神痛苦的加剧、开始住院服药，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陈佳玲又不得不掉头回去呵护女儿脆弱的心灵。陈佳玲充满矛盾的形象是21世纪初中国城市父母的缩影，她的进退失据也折射出中国教育改革蓝图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儿童养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问题，中国亦不例外。早在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之端，知识分子们就认定“教育”这件事攸关民族生死存亡。但好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的答案也在百年来随着战争、革命和经济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变化。198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成为执政者与知识界共同的关切，“人的现代化”便是其中一个核心论题。用人类学的术语讲，所谓“人的现代化”，指向的是一项主体性塑造的工程。随着中国越发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这项工程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即培养未来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高素质”劳动力。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期待，下一代人口的素质的提升，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向“知识经济”转型。
这样的宏观政治议程如何与家庭教育的日常联结起来？关宜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2000年代初的大众传媒和出版市场。在当年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流行育儿指南里，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中式教育常常被斥为“填鸭”，鼓励孩子尽可能发挥想象力的美式课堂则被构建为理想的他者。有跨国生活经验的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教育看似混乱松散、缺少指导，却构成了孕育“创造力”的土壤，后者正是21世纪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课堂、家庭与市场，儿童有待开发的生命潜能与改革时代亟需释放的经济潜能形成了某种呼应：如果在市场经济之下，政府应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提供制度支持促进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那么教育者和家长们该如何为促进孩子的潜能开发培育合适的苗床？
当童年开始成为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预备阶段”，中国式家长、中国式养育，也开始遭受全面检讨。坊间流传的育儿故事总是发人深省：工薪家庭出身的残障女孩周婷为何能远赴美国求学，达成让普通人艳羡的成就？品学兼优的徐力何以做出“锤子杀母”的暴行、承受半生牢狱之灾？这些或鼓舞人心、或触目惊心的故事为千禧年的家长们留下了养育的醒世恒言，也为困扰着整个民族发展的教育之问提供了间接的诊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孩子的天资、品性，而是父母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合宜的成长空间。如果国家的现代化工程依赖于高素质的下一代，那么这一人口治理的目标，最终要靠中国家长们对“养育方式”的改造来实现。这些蕴藏着社会转型寓言的育儿故事提醒人们看到，所谓儿童主体性的培育，实际上是靠家长主体性的重塑实现的。
随着中国父母对养育方式的改造被纳入到世纪之交“民族振兴”的叙事之中，作为养育者和照料者，他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调和这一工程的内在矛盾。这个尴尬的位置给中国家长们带来了新的困境。他们当然想遵循教育专家的建议、对表现不佳的孩子也施以“赏识”和“耐心”，让他们在阳光乐观的氛围中成长，然而残酷的竞争规则面前，他们却也时常徘徊不定、情难自禁。家庭里，深陷情感冲突的总是母亲——身兼家庭内外“双重负担”的她们被养育文本刻画成情绪化的存在。但真正让她们左右为难的是现实中的“不可通约之善”（incommensurable goods）：她们清楚对孩子“发火”会让他们备受打击，可小事上的放纵（完不成作业）有可能酿成大的危机（被老师放弃、同学排斥），甚至让他们面临被教育筛选淘汰的风险。这样的内在情感冲突不只是性别化育儿分工的副产品，它也在道德的层面提醒着我们，在中国做个好母亲远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场随时随地需要权衡、挣扎、选择的斗争。
诚然，孩子的成长充满了不确定性，漫漫人生的幸福终究非家长可以一力确保。但为孩子的未来而奋斗的养育投入，对家长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第一人称问题”——纵使前路变幻莫测，作为父母，究竟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千禧年的家长们跨越阶层的养育共识是竭力为孩子“创造条件”。这样的“条件”可以是花钱送孩子进钢琴班、舞蹈班，陪着孩子学《新概念英语》，也可以是为了躲避不良同侪环境的影响而搬家，动用人脉帮孩子发表作文以博得老师的好感。在一个推崇竞争的社会，“淘汰”、“失败”是悬在每个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其说家长们“创造条件”是为了确保孩子“出人头地”，倒不如说他们的种种举动是出于一种中国家长内心尤其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他们普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条件”的匮乏，深知手上有牌可打、心中才能安定的道理。毕竟在一条险象环生的赛道上，一次貌似微小的机会错失就可能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即便他们明白，自己创造的种种“条件”孩子未必能利用起来，但尽力而为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遗憾，这是他们至少可以做到的，也是他们至多能够达成的。
关宜馨书中描绘的妈妈们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母亲。她们有着最琐碎的考量、最寻常的纠结，她们对孩子的关切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现实、功利，甚至连彼时流行的肥皂剧也不遗余力地展现她们的“庸俗”。与阿德里·库斯罗（Adrie Kusserow）笔下努力在极为不平等的世界里给孩子营造“平等”体验的精英父母不同，中国母亲们甚至会毫不遮掩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丑陋现实摊开来给孩子看。她们也羡慕作者口中不必在意经济保障、追求内心认定的意义感的“美式”生活，但这对她们的孩子而言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奢侈。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在过剩的学历和难以持续吸收白领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之间，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懈怠的余地。流行文化总是不懈地制造各种浪漫的泡沫，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赵宝刚式青春剧里，心怀理想的年轻人最终总能让保守的父母屈服妥协，而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们却深知，如果她们今天不做些什么，未来威胁到孩子发展的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的社会本身。
或许在“投入”这个层面上，关宜馨书中描写的家长们，和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父母并没什么不同，在物质上他们很少对孩子吝啬，既愿意为了学区房、营养品、课外辅导、特长培训花钱，也愿意尽力满足孩子在追星和零食方面的消费。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中产家庭为确保孩子竞争优势的金钱投入要么被赤裸裸地赋予“拜物教”的含义，要么被轻易地斥为“溺爱”独生子女的表现，但在关宜馨眼中，这样的付出更接近于艾利森·皮尤（Allison Pugh）所说的“尊严经济”——与其说这一切是在帮孩子进行儿童版本的地位竞争，倒不如说是怕他们在他人面前感到自卑。“拜物教”里固然凝结着“价值注入”的维度，但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道德考量；“创造条件”的行动固然包含着功利的企图，但也映射出普通人如何在难以抵挡的社会历史洪流中“掌握主动”。
（安孟竹）
考试制度
每隔一周的星期六，我会给参与我研究的一些孩子上英语课。在这一天，我把孩子们分成了不同时间段的两个小组。我用心制订课程计划，让孩子们更多地参与游戏，尽量减少正式的教学。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成为孩子们的又一个学习负担，所以我尽量让大家共度的时光有趣起来。
有一个叫艾比的9岁孩子很喜欢我的活动，她两个小组都参加了。她来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积极，所以当她在7月的一个星期六表现得情绪不佳的时候，我很惊讶。她一到就开始抱怨自己很累，说除了我的课之外她还有两门英语课要上，还有一大堆暑假作业要做。我试着让她高兴起来，说道：“如果你现在做完了作业，到了8月就可以玩了。”她反驳道：“8月我会有更多事要做！”
几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在中秋节的晚餐后，我去看望艾比和她的父母，这才对她抱怨的原因有了更多了解。艾比的父母一直在解释说，尽管夫妻二人在育儿上相互协作，但在特长班这个问题上两人持有不同看法。艾比的妈妈说道：“她爸爸觉得没必要去上那么多特长班。但我感觉，孩子之所以今天这么优秀，和上这些特长班有关系。”
艾比估摸着，在她9年的人生中，她肯定至少已经上了12种不同的课程。她尝试为我列出这些课程，不过马上就把手往空中一甩，说：“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随后艾比的爸爸开口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在学习特长方面，就像专家说的，要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要强行给他们增加负担。专家说孩子的天真单纯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对她的身心健康有益，就已经很好了。可能她也没办法一下子吸收这么多特长班的内容。”
艾比的妈妈为自己辩护说，这些课程就是根据艾比的兴趣来选的。她让我问艾比之前那个周末发生了什么。看来艾比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她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周末。
“你那天怎么了？”妈妈要艾比说。
“那天的前一天是星期五，对吗？星期五晚上我去上了英语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了书法班！然后下午我去上了你的课！”
妈妈很惊讶地问她：“你把去关老师那儿当成上课？”
“对。我确实把它当成上课！”
“但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关老师教的吗？”
“对啊! 但关老师教的单词我必须全都背下来！我一回家你就考我！我答不上来你就骂我！你会说，”艾比开始模仿妈妈，“‘哎呀! 她都不收费了，你还不当回事！我再也不让你去了。’”
这番话自然让艾比的妈妈颇为尴尬，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但这一刻也很能说明问题。我其实一直因为自己也成了孩子们的课外班负担而深感内疚，但同时，我也确实为了让家长开心时不时地教孩子们一些新单词。我完全不知道艾比会在家被考这些单词。
艾比的妈妈赵海华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她相信与女儿保持友谊很重要。她试着遵循专家的建议来提升女儿的主体性。例如，她曾给我讲过她把女儿从“小饭桌”小组里接走的故事（“小饭桌”是有人照看的孩子们的午餐小组，是学校老师为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额外费用的忙碌父母开设的）。“小饭桌”的老师总是抱怨其他孩子模仿艾比的一举一动。如果她吃了两碗饭，其他孩子也会吃两碗饭。赵海华说，艾比的老师普遍不喜欢艾比有个性这件事。尽管赵海华无法消弭学校文化与女儿个性之间的冲突，但她至少能把艾比从“小饭桌”接走，保护她的个性不被“磨平”。
赵海华总是自豪地谈起自己与女儿的亲密无间和母女情深，然而，中国考试制度的逻辑妨碍了她成为友好家长的努力。要想在严格的教育体制提出的要求与营造家庭“温暖”（用赵海华的话来说）之间取得平衡总是很棘手的问题。
尽管改革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力图改变应试教育体制，但考试的地位依然稳固，每个人的未来就取决于高考和中考的表现。考试在中国儿童及家庭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纵然中国的中产父母想按照专家建议去做，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越来越临近关键的入学考试，确保学业生存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以市为单位的中考决定了学生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否继续就读高中，以及就读什么样的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技术高中）。全国性的高考决定了学生最终将进入什么样的学院或大学（学术型还是职业技术型，“211”还是非“211”高校），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鉴于这两场考试事关重大，家长们认为就读合适的初中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学生准备中考的阶段，而中考之后则是学生准备高考的阶段。争取进入一所好名声的学校不只是执迷于社会地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出于实际考量——确保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对一部分人而言）确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标准化入学考试，那么那些过度依赖复习课、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却又没有高升学率的学校便不受青睐。相比之下，在声誉好的学校，有能力的老师会用聪明的方法缓和学习强度。
在昆明，我结识的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学附属初中，该校的高中升学率每年都排名第一。这所初中声誉极佳，以至于人们常开玩笑说，云南大学才是这所初中的附属学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它向非大学教职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币，三年下来的教育费用共21000元。该校的入学选拔考试由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组成。[1]根据《义务教育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所在地的学校免试入学。但昆明的许多家长愿意“择校”，即在指定片区外找学校上。虽然21000元对普通的双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家长们都争着把孩子送进云大附中。我结识的一个家庭决定不把女儿送去这所学校（尽管她被录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他们最后对这个决定颇为后悔，因为女儿如今淹没在海量的作业中，而且通过云大附中的入学选拔考试也实属不易。
学生通过在校学习做好准备参加标准化入学考试，这些考试强度很高，要在三天时间里测试学生三年来的多学科知识积累。学生必须学习掌握和死记硬背下来的材料（无论是几千年的史实和数字，还是无穷无尽的数学题——它们有些可能会出现在考试中，有些则不会）之多，对不在这个体制里长大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很常见的情况是，学校会用整个学期的时间来复习而不上新课，因为学生有太多内容要记忆。
当代考试制度植根于唐朝开始的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这是一种全帝国范围内实行的标准化、择优录取的政府官员选拔机制。没有什么比金榜题名、晋升士绅阶层更荣耀的事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必须背下四十多万字的内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诸门课程，同时他们也会求助神灵并使用占卜手段来应对压力（艾尔曼［Benjamin Elman］ 1991）16（2000）。时至今日，诉诸迷信依然常见，足以体现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父母会在当地寺庙敬神，还会用“聪”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葱和蒜）做饭。同时，学生会避免摄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饮品，他们甚至会避免理发，以免“从头开始”。我认识的一个女生还会穿红内衣来求好运，这是她妈妈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种将学生推向人类忍耐极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样会带来焦虑，因为不同于高考（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多次参加高考，直到考出满意的分数），学生只能参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个科目：语文、物理、数学、政治/思想品德、英语和化学。总分是660分，根据预测，昆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在600分左右。参加考试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数的情况下，根据模拟测试的结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数线（分数线每年都会按照报考总人数和整体成绩的不同发生变化）进行估分，填报志愿。因此，入学考试都包含填报志愿这一额外工作，它需要有权衡各种因素和预测结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填报的志愿应与模拟考成绩相匹配，因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学校，可能不会接收你。
就中考而言，考试成绩高于学校分数线的可以作为公费生入学。而低于学校分数线10分的可以选择以择校生的身份入学，实际名额视指标而定。和在划定片区外上初中一样，择校生上高中的费用也很高。（这样的学生有时也称为自费生。）我没能核实到具体的费用，但我多次听到和读到，择校生需要为低于分数线的每一分支付1万元。
择校现象很普遍，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优质教育意愿强烈。好学校设置了很高的录取分数线，要求未通过的学生支付额外费用。其次，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尽管就读划片之外的学校要支付高昂费用，大家还是争着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这第二个因素与高收入社区还是低收入社区关系不大，而与中国的具体教育政策有关。[2]好学校能将择校带来的收入投入其发展之中，与其他收入一道，服务于改善基础设施、招募一流教学人员，以完成学校知名度和地位的再生产。学校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学校的教育资源，让高收费和低录取率更显合情合理。
支持择校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亟须的市场机制，能让筹资渠道多样化，公众和个人皆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择校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大众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市场体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满足，同时也弥补了国家资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2005）。择校的批评者则指出，择校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加剧了学校之间既存的差距，助长了腐败，还给民众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2005；杨东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家庭因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与要不要支付数万元额外费用直接相关，学生因而心理压力倍增，必须刻苦学习。由于评估学校和老师根据的是学生的升学率，提供教育因而变成了狭隘的“应试教育”。
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在于，学校和老师倾向于关注有前途的学生，而“歧视”其他学生——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留堂、停课，开除他们（Man Qimin［1996］1997）。这类歧视现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点中学尤为突出，不过它早在小学就开始了。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压或被要求离开学校，有家长因孩子与小学主科老师有矛盾而将孩子转校。对学生而言，一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老师不再关注他们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教师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竞争。在昆明，从小学到中学，班级规模都相当庞大。老师要引导足足50—70名学生迈向成功，这让老师也感到负担沉重，对学生的越轨行为没什么耐心。
我之所以强调择校问题，是因为在家长看来，正是择校这一中国应试教育的具体表现，成为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问题和实际问题。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这意味着确保他们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为了能让孩子找到好工作，家长必须确保他们踏上通向好大学的道路、取得有分量的学位。为了让孩子踏上正确的道路，家长必须通过补习班和日常监督来提高孩子的应试能力，同时想办法负担进入好学校的费用。如果孩子与老师发生冲突或产生误解，家长必须要么帮孩子重获老师的好感，要么寻找新学校，因为在普通家长看来，与老师的关系好坏能决定学业的成败。
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阶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阶级身份地位（克雷默—萨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铁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137—138。和美国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尽管课堂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中产母亲也积极干预和学校有关的不利状况（拉鲁 2011）。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2009）177—214。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安德训2013）13，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15）。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
[1] 这是2000年代中期的数字。
[2] 中国学校之间的差别植根于“重点学校”政策，这一政策按照更大范围的国家计划将国家支持导向指定的“重点”学校（杨东平 2006）。
▼ 第四十期书目：《不确定的爱: 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
《不确定的爱: 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
[美]关宜馨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1月出品
★ 一本关于道德选择、情感与挣扎的育儿沉思录。《不确定的爱》呼应了这两年引发关注的“虎妈”“鸡娃”“内卷”“躺平”等现象，分析了二十年来普通中国家庭在外界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变与不变。
★ 中国式母亲的情感宣言，辨识育儿的可控与不可控。作者提供了对“母职”困境的深刻洞察。中国式母亲，在生活无数的变数中，寻找爱与回报的确定性。
★ 民族志的写作手法，关注个体经验，兼具在场感、故事性与学术性。《不确定的爱》对当代中国育儿实践的观察，与90后以及00后的成长经历高度重合，如书中对“减负”“素质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强势甚至歇斯底里的母亲与甩手的父亲”等现象的讨论，给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
▼ 书籍简介
《不确定的爱》是一本教育民族志方面的著作，关宜馨在书中探讨了当代中国城市中产父母在育儿上的希望与困惑。将长期的民族志研究和对流行的育儿指南、电视剧以及官方文件的分析相结合，关宜馨见证了普通中国父母的困境，他们在有限资源的现实中努力调和“好父母”的新定义。
关宜馨与昆明的十多户中产家庭结成了超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关系的长期友谊，在与这些父母、学校的老师等相关人员的交谈和来往中，关宜馨以人类学学者特有的对叙述和细节的敏锐，将田野调查、民族志研究与学术规范相结合，对当代中国城市中产父母雄心勃勃的育儿方式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希望与焦虑提供了一种理论性的解释，揭示了在当前中国教育体制下城市中产父母所处的道德困境，以及在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这一最基础单位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经历。
将这些父母的经历置于国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的历史背景下，《不确定的爱》揭示了经济变革如何在人类最私密的经历中表现出来。本书提供了一种对道德能动性的本质的思考，探讨人们如何在生活无数的意外事件中，辨识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以控制的。
▼ 作者简介
关宜馨（Teresa Kuan），本科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儿童研究、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观念等。
▼ 如何参加共读？
希望你
1. 关注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话题，具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
2. 有表达的欲望，能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感受
3. 尊重彼此的时间，遵守我们的约定
你需要做
1. 前往“湃客工坊”微信公众号，在文章评论区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读《不确定的爱》，包括但不限于你对相关议题的了解及兴趣。截止时间为2月24日12时。
2. 2月24日当天我们会选出3名读者，请留意公众号文章的回复，并及时添加“湃客小助手”微信，发送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邮寄图书。
3. 在10天内（从收到书当日起计）把书读完，发回800-1000字的评论。你的文字，将有机会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及“湃客工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如果你成为当期的图书推荐人，我们将邀请你加入“湃客读者”微信群，让你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喜欢阅读、享受思考、愿意表达的读者交流。
策划/编辑：吴筱慧
实习编辑：张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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