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vlog在线下载:糖心vlog视频在线视频-家庭相册㉖|发生很多事,不好的都忘了,我只记得美好的回忆
【编者按】
2024年末,在上海万航渡路130弄这条离静安寺不远的小弄堂里,84岁的林瑞祺在自家祖屋里见到了他的老邻居庄女士,两人年龄相近,精神矍铄。离别时青春年少,再见时已是鬓染白发。自1958年后,两人便没有再见过。林先生目前在美国生活,六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三次回到这栋房子里。这次回国他说要“解决掉”房子,虽然感情上很不舍。在这栋石库门房子一楼的客堂间,林先生向澎湃新闻记者道起了伴随这栋石库门建筑的陈年往事,这些上海往事从眼前的一本《家庭相册》展开。
相册里的照片多是林先生的父亲为他所拍的个人肖像,也包括了一些家族合影,它们记录了林瑞祺从1940年出生至1959年前往香港前的只影片段。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拍照仍是件奢侈的事,这些照片里大多是人们熟悉的留念照,串联起林先生记忆中的生活足迹。我们也通过林先生的口述和庄女士的补充,还原了属于一个家庭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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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父亲买了新房子,我在万航渡路家留下了一张照片。
1947年,我从虹口区四川北路搬到了万航渡路130弄这座屋子时刚满8岁,刚搬来时,家里装了电话,电话线绕了两三条马路穿过来,让我家有了这片地区的第一台电话。许多邻居绕过望野眼、打电话的场景,我久久忘不了。
这些联排房子是抗战胜利后建造的,我的父亲花了24根金条买下了它。父亲是一家洋行的高级职员,十七八岁读完商科便出来养家,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父亲在德国礼和洋行打工,入职三个礼拜,他便学了一点点德文,用德文打字机给公司订货,老板因此很赏识父亲。抗战胜利后礼和洋行闭店关门,有个西班牙人介绍他去了美资海宁洋行,海宁洋行曾做过很多代理生意,以前的“美女”牌冰激凌,可口可乐的代理。海宁洋行在今天外滩的中山东一路12号,海关钟楼隔壁,有八九名员工,海宁生先生不常来上海,父亲负责管账,他把公司的账放在箱子里,以防有人要来查账,但一直到解放后也没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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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在父亲工作的海宁洋行前留影。
我的母亲是广东三水人,关于母亲那边的家庭,我了解不多,我没见过外公,据说是做皮鞋的。因为我记得,逢年过节,我与哥哥姐姐都有新皮鞋穿。
在我的印象里,父母的感情并不好。我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大近十岁,他们现在都去世了。小时候,我们是模范家庭,也不知是我八字不好还是怎样,五六岁时,父母就开始经常吵架了。有一天夜里,两人和邻居朋友打完麻将就开始吵架,母亲第二天带着我回了娘家,走的时候把父亲的银行执照和礼和洋行存放的两箱针拿走了,抗战时的针是稀有物资,很少有人去百货公司买衣服,衣服都是自己用针线缝制的。除了这些东西,我母亲把我带走,想的是“把心肝小儿子带走”,不怕父亲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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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刚出生时被母亲抱着,父亲的影子投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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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与哥哥姐姐以及母亲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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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我在街角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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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我在公园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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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父亲要拍一张照片,他喊哥哥打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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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母亲以我为要挟,给父亲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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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一个周末,我去看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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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只要有机会,父亲就会带我出去玩。
这一走就是两年。直至我父亲买了这幢房子,三楼有间房间一直是留给我母亲的,大概年三十后的一天,母亲自己回了家。她在新房子三楼阳台上点起鞭炮,宣布自己的“胜利”,那段时间,胜利这个词随处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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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我,母亲回家宣布自己的“胜利”。
就这样,他们吵了一辈子,直到1958年。
1958年,我哥哥在香港结婚,哥哥是1949年去的香港,母亲便离开上海,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直到父亲去世,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后来母亲在香港生病,有人通知父亲去看看,但不巧,我的祖母摔了一跤,需要父亲照顾,于是我便代替父亲去香港照顾母亲。那段时间我没有读书,学了英语,后来去了美国找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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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我的哥哥启程前往香港前的合影。照片包括我与哥哥姐姐,还有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1952年后,父亲就没有再工作过了。他1950年也去过香港,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了,他不肯。一是因为父亲像是一个家族的族长,而且奶奶在上海,他要照顾(奶奶);二是因为父亲觉得新中国好,新中国是开明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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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读初中前,父亲给了我一只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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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父亲和我在公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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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父亲要我爬上中山公园的雕塑拍下这张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美国与中国通信不便,一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后才有好转,七十年代初,海宁生先生在纽约找到了我的哥哥,希望父亲出来做事,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1972年,我拜托在香港当海员的小舅子给父亲带张照片和一点钱,但等他到了上海,父亲已经过世了。
听邻居庄女士说,1959年至1972年的这段日子里,父亲多数时候一个人待在万航渡路130弄的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位老佣人照顾他的起居,我们都叫她杨妈。“关于林父林母闭起门的爱恨情仇,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以前林老先生住二楼,林老太太住三楼,两人信仰不同,林老先生信阿弥陀佛,林老太太信基督教。”庄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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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圣诞节,母亲抱着我。
据庄女士介绍,万航渡路130弄以及周边的几条弄堂区域过去被称为“百乐新邨”,住的都是上流人物,有营造商、建筑师,还有上海中学的校长唐盛昌先生。庄女士说她毕业于上海师大。在林先生不在上海的日子里,庄女士补充讲到了一些关于这幢老房子的一些往事。“上世纪60年代,林家老先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还住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
庄女士回忆,“我记得,林老先生父亲的书法很好,这手好字传自林先生的祖父。街坊开店的招牌都是他的祖父写的。”庄女士补充说,自己的儿子与林父有缘,经常上林家里学书法。
林先生没见过祖父,只听父亲说过,他只身到上海,做月饼生意,父亲帮他捏豆沙捏面粉,打下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一到晚上,杨妈便会拿出豆沙月饼,百果月饼,切四分之一,然后拿出绿豆汤。林老先生一直把儿子当自己小囡养。我们一家很感谢林先生。”提到这些往事,庄女士眼里闪着光,“他们一家人都很好,杨妈初来时不识字,林老先生教杨妈识字,后来杨妈的儿子也是在这栋房子里成家生子。林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林家的子孙还给了她一笔抚恤金,给杨妈到乡下养老。这些都是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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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放松时的照片,时间不详。
随母亲去了香港后,我和哥哥日后到了美国定居生活。我在美国南加州读了大学,学的电子工程,毕业后做了工程师,后来又做了房地产,我的夫人则开了家服装店,就这样过日子了。我的姐姐则留在了国内,在北京中央办公厅工作。父母和兄弟姐妹,两代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几十年里,我的哥哥和姐姐一直没什么来往,直到晚年,我们三人才留下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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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在北京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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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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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姐姐回家,父亲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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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的姐姐与父亲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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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的姐姐回家探亲时的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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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我(右一)与哥哥姐姐三人再聚时的合影。
在父亲过世后的五十年里,我回来过上海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上世纪末,第三次就是2024年。有一天,我睡不着,凌晨三点爬起来,在静安寺附近散步。这里变化很大,而且是我生长的地方,一块石头,一棵树都有很多回忆。我们这里叫百乐新邨,隔壁是百乐商场(后为第九百货商店),再隔壁是百乐门舞厅,过了愚园路是水果店(现为雷允上药城),对面是正章洗染点,久光百货原来是亚细亚肉店。1路有轨电车开啊开,一直开到虹口,一到晚上,很多电车都会开进常德路那里的电车公司终点站。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多事,但时间长了,不好的都忘了,我只记得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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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前往香港的前一年,在阳台的我。
本文鸣谢:郑道颖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