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vlog糖心永远入口:柚子含糖-制造伏羲女娲
原创 吴君神 吴文化博物馆
玉龙辞岁寒风尽,金蛇献瑞福门开。春节已经成为我国第44个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标志着我国的非遗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因而这个蛇年春节显得尤为重要而特殊。
谈到蛇年就容易想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他们在神话体系中有时是兄妹,有时是夫妻,作为固定组合,成对出现。一个作为上古圣王,始创八卦、发明网罟,一个作为创世女神,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两者作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受到后世信仰崇拜。
敦煌壁画中的伏羲女娲像 西魏 第285窟
学术界深究伏羲女娲,发现两者的组合关系是一种精心“制造”出来的概念,他们原本独立出现,在各自领域发展,后人将两人并列,制造出一种配对组合,共同祭祀崇拜。
汉代伏羲女娲对偶现象
汉代是伏羲与女娲神话形象丰满完善的关键节点。人文始祖伏羲同创世女神女娲成为对偶神,阴阳协调,形似夫妇,并且以人首蛇身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汉代的墓葬与雕像之中,两人出现频繁非常高,形象对称又蕴含多种变化。
合江汉代画像石棺中的伏羲女娲像
虽然汉代伏羲女娲画像繁多,但其中画面最为精美、最成熟,研究最具有共识的,当属1976年文物考古部门在洛阳附件发掘的西汉卜千秋墓。该墓年代为西汉昭宣时期(前86—前49年),其内出土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新奇,绘画技艺高超。其中由二十块小型砖组成的屋脊壁画更是涉及到伏羲女娲,是研究二人对偶神现象的重要资料。壁画西侧二、三号砖上绘有太阳、伏羲。砖画中的伏羲人首蛇身,发型颇为奇特,脑袋两边保留头发,中间则空缺,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相背离。伏羲面貌类似中年人,嘴角附近有“八字”胡须,双手放在腹部,身穿宽袍大袖,蛇尾上翘,布满纹路。壁画东侧十八、十九号砖上绘有月亮、女娲。砖画中的女娲人首蛇身,头顶秀发盘绕,左右两侧鬓发垂耳,面若少妇,双手收拢于胸前,同样身着宽袍大袖,蛇尾上翘,布满纹路。二人画像,一个在西侧,一个在东侧,相对而立,周身附近有太阳与月亮,明显是对偶神组合。卜千秋墓内的伏羲女娲造型庄重,画艺精湛,像一个刚出生就长白胡子的老爷爷,过于成熟,其背后应该经过复杂而长久的制造痕迹,在此之前估计存在一些伏羲女娲对偶的雏形。
↑ 卜千秋墓项脊壁画 女娲 西汉
← 卜千秋墓项脊壁画 伏羲 西汉
在汉代之前,古人留存的物质资料中就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端倪,比如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晚期帛书,上面记载天地尚未形成时,熊雹戏、女填二神,结为夫妇,生育四时之神。目前学界多半认为“熊雹戏”就是“伏羲”,对“女填”则较为谨慎,不敢明确其女娲的身份。但楚帛书提供了伏羲与女神配偶的证据,可能对之后的伏羲女娲对偶产生启发。
西汉早期,伏羲女娲对偶尚未定型,最明显的例子当属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字形帛书,其上部为天上景象,左侧绘有一女子乘龙奔月,中间有一人首蛇身。有学者考证认为帛画中间的神人是伏羲,奔月的可能是女娲,此时两人同图出现,却尚未对偶。
T形帛画 马王堆一号汉墓 湖南省博物院藏
等到东汉时期,伏羲女娲对偶形象进一步发展,双方近距离接触,甚至尾巴相互缠绕,更符合今人印象,比如山东省嘉祥武梁祠第一石第二层,雕刻了一组背相对的男女人首蛇身像,两者均带有冠,彰显身份,中间尾巴交缠呈现“8”字形。二人中间偏上位置,有两个小人像,下体如蛇,也相互交叉。大型人首蛇身像中,男性手持“矩”,女性手举“规”。画面左上方有文字,“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从“伏戏”两字,可以推测出男女人首蛇身像应该是伏羲与女娲。女娲头上戴的冠有莲花瓣,伏羲头上的冠则向上翘,形制更接近于“冕”。冠冕是帝王或官员所佩戴的帽子,象征权力、地位和尊贵,此处则是在彰显伏羲女娲上古圣王的身份。“矩”用来画角,“规”用来画圆,二者合称为“规矩”,引申为标准、法则或习惯,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武梁祠内的壁画代表着当时人的精神信仰,从伏羲女娲对偶、排在首位以及尾部相交等情况,可知两人的人首蛇身形象已经趋于模式化,被大众所接受。
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伏羲女娲画像石
山东武梁祠中伏羲身份已明确,女娲的身份还未被彻底认证,这一疑问在四川的东汉墓葬中被解决。四川简阳县的东汉晚期画像石棺底部有两个人首蛇身形像。右侧一人,上方榜题“伏希”;左侧一人,上方榜题“女娃(娲)”。两人相对而立,尾部向外未交叉,中间有一龟,榜题“兹(玄)武”。该图像造型简单,内涵丰富,将伏羲女娲与四神相关联。
通过汉代的画像石和墓葬壁画,伏羲女娲不仅成为对偶神,形似夫妻,更固定了人首蛇身的造型,作为模式化的上古圣王,广泛传播于华夏各地区。在对偶现象演变过程中,两人的外形与周围环境,受各地风俗习惯影响,产生差异,但最终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被当作共同的信仰,成为团结统一的纽带,受到广泛的祭祀崇拜。
伏羲女娲:从独立起源到二氏合一
伏羲与女娲的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从先秦独立起源的大神,到秦汉以降的人首蛇身对偶神像,再到后世人类形象,关系也从各不相关,到形似夫妇,最后变作兄妹结婚繁衍人类。从文献与文物中,可以窥见伏羲女娲形象“制造”过程。
伏羲女娲画像砖 东汉
高100厘米,宽33厘米
河南南阳新野樊集乡出土
女娲的形象在先秦典籍中显得较为模糊,《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提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上述资料中并未显示女娲的具体形象。东汉学者王逸在为《楚辞·天问》做注解时,提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解答了女娲的外在形象。然而王逸作为一个东汉人,生活环境思想观念与先秦有差异,其对女娲的理解可能受汉代神话体系所影响,很难具有参考性。
后世学者从汉字的造字原理出发,深度发掘其背后形象。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到“娲,从女呙声,古蛙切,古音在十七部”,“呙”与“蛙”可以相互通假,所以娲即蛙。
除了解读“娲”字本义外,考古出土的文物也能作证“娲”同“蛙”,比如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很多蛙形纹陶器;青海柳湾发现了一件带有蛙形纹的人像彩陶壶;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盘上绘有一硕大浑圆之蛙。这些蛙类形象,特别是人像彩陶壶,其人物腹部浑圆硕大,明显象征着女性。这些文物表明远古时期女娲的图腾形象,解释了“女娲”之名的由来。
左: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壶 故宫博物院藏
中:裸体浮雕彩陶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右:鱼蛙纹彩陶盆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是最早记载伏羲的文献,书中五处提及伏羲,其名字多样,“羲”“犠”“戏”三字乱用;伏羲身份在人与神之间不断转换;其出现时代也不稳定,有时在黄帝之前,有时又在大禹之后。这些情况表明在战国中后期,伏羲相关的神话传说刚出现,属于萌芽阶段,因而造成很多缺漏,显得比较稚嫩。
春秋以前未提到伏羲,之后的文献关于伏羲的记载却越详细,功业越多,地位越高,甚至名称也非常多样化,有伏戏、疱牺、太昊等别名。
山东汉代伏羲女娲画像石 中为西王母
到了西汉时期,当时的文献中开始出现伏羲女娲并列的现象。《淮南子·览冥训》首先将伏羲女娲并列记载,书中提到“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表明当时的学者将两人当成古代的圣王。《列子·黄帝篇》提到“疱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同样将伏羲女娲视作上古圣王,并描绘出“蛇身人面”的外形。
伏羲画像砖 晋 敦煌市博物馆藏
相对于拥有众多考古文物资料的女娲,伏羲形象基本全存在于文献之中。参考汉代人对东王公与西王母形象的塑造,或能窥见一丝端倪。西王母是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的神话人物,而东王公是汉代才出现。盖因西汉时期,社会上流行阴阳观念,讲究男女配对,故而在先秦神话人物西王母的基础上,塑造出一个对应的男神东王公,保持阴阳平衡对称。
伏羲女娲画像砖 晋 高台县博物馆藏
同理,伏羲女娲的对偶神像,也是阴阳平衡观念下的产物。在此之前,女娲是历史久远的创世女神。伏羲则是战国时期才诞生的上古圣君,形象模糊,事迹不清晰。但在汉代人的配对思维下,两者一起被抬升到创世大神位置,比如《淮南子·原道训》提到,“泰古二皇,得到之柄”,将伏羲女娲并列为“二皇”。
汉代之后,伏羲女娲的形象随着时代而演进,两者关系更是从夫妇,进一步成为兄妹,比如唐代文人李冗编写的神怪文集《独异志》记载,世界最初只有伏羲女娲两兄妹,碍于血缘关系,难以结为夫妻。两人便来到昆仑,赌咒发誓,获得上天认可后,才一起生儿育女,繁衍人类。
高句丽壁画伏羲、女娲 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
汉代之后,伏羲女娲对偶形象不断向外传播扩张,以至于边远地区,比如吐鲁番、高句丽都出现伏羲女娲像,其穿着打扮也颇富地方色彩。随着伏羲女娲影响力的扩大,宋以后的官方开始重视伏羲女娲的祭祀活动,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将伏羲女娲列入三皇,三年一祭;元代每年三月三和九月九祭祀三皇;明代不仅沿袭前朝旧制,还祭拜太昊伏羲陵。在此背景下,伏羲女娲像完成了由人首蛇身到完全人形的转变。
从考古出土的蛙类文物,到先秦文献典籍,再到汉代画像砖以及后世的祭祀崇拜,伏羲女娲形象历经数次改变,关系更是从独立起源,到夫妇兄妹,成为中华民族始祖,深深扎根在华夏文明之中。
苏州方志中的伏羲女娲形象
宋代官方在推动伏羲女娲祭祀时,也影响到民间对二者的信仰崇拜。这一变化在苏州尤为显著,丰富的方志资料,记载了宋以后伏羲女娲形象,在吴中一地传播衍变。
伏羲坐像(局部)马麟 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淳祐玉峰志》是较早记载吴地女娲崇拜的文献,其中提到县城东边十八里外有一座“娲妇山”,周长仅有四十步,高一丈五尺,上面有“娲妇庙”。该书又提到娲妇庙位于大驷村,但山已经不见。书中还记载了一座“女娲圣姑庙”,位置在惠安乡大驷娲妇山下,明显是祭祀女娲的场所。淳祐是宋理宗赵昀的第五个年号,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根据娲妇山不存,但娲妇庙仍在的情况推断,苏州祭祀女娲的时间应该远在淳祐之前,可能是在宋初官方推动伏羲女娲时,便已响应。
方志中有关伏羲的祭祀情况较晚,比如《同治苏州府志》记载昔日吴县政府所在的“流化坊”内有一座“三皇庙”,专门用来祭祀伏羲、神农、黄帝,从伏羲为首,可以看出其在三皇之中地位最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庙宇被改建,并添加夏禹为祭祀对象。康熙三十年(1691年),苏州知府卢腾龙请求将增加岐伯、雷公等人从祀。
从官方对伏羲女娲祭祀重视程度不一致,可以窥见封建社会男女地位的不平等。除祭祀外,地方志中摘录的文人学者对伏羲女娲的看法,也能瞧见这一趋势。《正德姑苏志》引用吴兰的诗句“女娲不敢支天柱”以及吴融的“用时应不称娲皇”句子。《同治苏州府志》更是在《三皇庙记》中认为女娲补天的内容过于离奇。其背后是女性地位的下降,居于从属位置。
伏羲女娲像页之一 佚名 唐 故宫博物院藏
与之相对的,则是方志中对伏羲的褒扬肯定,比如《正德姑苏志》引用《虞集记》的观点,将儒家道统直接追溯到伏羲身上,视之为儒家源头;还引用唐人崔鹏的《舍利塔记》文章,赞扬伏羲创立八卦,设立契约,为天下建立稳定的秩序;借用范大成之口,夸赞宋孝宗御笔题写的“石湖”二字,风格高古能比拟圣王伏羲。《同治苏州府志》除了记载文人作品中对伏羲的高度推崇外,更是用神异事件宣传伏羲的灵验,比如休宁人程智徒步前往河南拜祭伏羲陵,之后学问如有神助,在山中精研易学,达到“究天人之际”的水平,在吴中受到追捧认可,其死后葬在阳山,得到吴人祭祀。
苏州方志中不仅有对伏羲的推崇与赞叹,更有人身体力行维护其信仰祭祀,比如《同治苏州府志》提到,明代苏州籍官员魏校在河南任职时,发现上蔡县附近的“羲皇画卦台”年久失修已经被当地人荒废,附近的“三皇祠”管理不善,混入了佛教信仰的神灵。于是他便尽毁佛像,整顿祠堂,在中门摆上伏羲的神像,端正当地的风气。
伏羲女娲像页之二 佚名 唐 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对伏羲女娲两人态度略有差异的背后,可能与文字相关。在金文之中,“吴”“昊”本为一字,而伏羲又名太昊。相传吴姓始祖“吴权”是伏羲后裔,带领族人生活在北方,其女性后裔“吴枢”嫁给“少典”生育一子,乃是黄帝。前文提过伏羲是战国时期才被人创造出来的上古圣君,事迹多为虚构。故此吴权与伏羲并没有关联,更谈不上血缘关系。然而在“吴”“昊”一字的引导下,苏州当地因文生意,萌发与三皇之首的伏羲产生联系的想法,在方志中不断颂扬对方。
除地方志外,姑苏五瑞中的白乌龟也与伏羲女娲神话传说有关。相传伏羲在河边得到白龟相助,通过观察其纹理绘制出了八卦;女娲根据八卦,算出每四年会多出一天,将其补到二月,遂产生“女娲补天”的说法。传说虽显荒诞,内核则是伏羲女娲信仰扎根姑苏,是苏州民众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追慕,希望通过民间传说能得其庇佑。
结语
今日苏州地区的伏羲女娲崇拜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苏州园林的建设布局里面,时常涌现出易学八卦的理念,传统的苏绣、昆曲等艺术中也蕴含着对伏羲女娲的歌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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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王鏊:《正德姑苏志》,明正德元年刻本。
7.【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刻本。
8.【宋】凌万顷:《淳祐玉峰志》,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9.《你知道苏州的“吉祥物”吗?》,《消费者周刊》,2017年第44期。
10. 贺西林:《洛阳卜千秋墓墓室壁画的再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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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制造伏羲女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