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现在时间释放自己:甜甜小屋logo-李公明︱一周书记：必须清算的纳粹罪行与……“为时已晚”
《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著，陶泽慧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丨理想国，2025年1月版，868页，159.00元
在纳粹帝国史的研究中，关于大屠杀以及战后审判的研究议题在大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过无数的论文、著作，以至有人怀疑是否还有什么新的史料、视角和观点值得继续讨论。对于许多公众而言，战后德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对大屠杀历史的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活动等等也都使人产生德国的反思与忏悔的固化印象。还有就是以犹太人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纳粹反人类罪行的象征符号，也遮蔽了更多处于边缘的受害者群体的悲惨遭遇。即便对于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由于冷战到来而产生的扭曲有所认识，德国行政体系重建过程中的人员关系与立场取向的真实状况与复杂性也有待深入揭示。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弗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的巨著《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Reckonings: Legacies of Nazi Persecution and the Quest for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陶泽慧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译丛，2025年1月）对这些上述比较表层的问题无疑都作出了极为深刻的阐释，纠正了许多刻板认知和错误看法。但是，这部著作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远非仅此而已，其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挖掘问题意识的深度在同类著作中是极为突出的，在回应了上述问题之外还揭示了更多的历史真相，带来更多深刻的思考。对于处在各种不同语境中的读者而言，纳粹大屠杀及其战后清算的历史研究更有着复杂的涵义和尖锐的现实意义，《大清算》本身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就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徐贲教授为该书撰写的《记忆和见证是最本质的“清算”》对全书内容和作者在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作了相当全面的概述，是一篇很详细的导读文章。“该书提供了一个全景视角，展示了不同群体——幸存者、罪犯、帮凶、法院、政府和其他人——为正视纳粹历史所做的努力。……作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人性的深谷：迫害的模式’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他主要死亡集中营、不太为人所知的贫民窟和集中营、安乐死运动以及“特别行动突击队” （Einsatzgruppen）谋杀案中的迫害和灭绝政策。在第二部分‘冲突：司法大观’中，弗尔布鲁克借鉴了近几十年来德语和英语的学术成果，讨论了盟军占领时期以及联邦共和国（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等继承国的司法清算问题，并简要讨论了奥地利的情况。第三部分‘交汇：记忆与探索’以纳粹迫害幸存者的回忆录和前犯罪者的回避声明中的趣闻轶事为基础，探讨了个人（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正视纳粹时代罪行方面所做努力的成功与不足。”（导读，i-ii）具体来说，作者在掌握极为丰富的战后大半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原始史料、法律审判与证词文献、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口述资料、区域田野调查以及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正义伦理为核心原则围绕纳粹清算的主题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具体议题从纳粹暴力的发展过程到受害者、加害者群体的微观阐释，从战后去纳粹化过程中有选择性的司法审判到东德、西德、奥地利等纳粹帝国继承国在纳粹清算问题上的显著差别，从受害者与加害者在战后生活状况的巨大落差到他们的后代如何背负着纳粹帝国的遗产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最后的核心议题是关于纳粹罪行清算的结论性概括，可以说是一项宏观与微观、史实与史识紧密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作者自己对这项研究的难度和必须坚持的理由也有充分的认识：“主题是如此宏大，材料又瀚如烟海。为了将形形色色的模式，以及人们对这段意义重大的过去的个体反应传达出来，我选取了许多案例，涵盖了不同的主题、群体和地区。我着重描写了这些案例，并探讨了牵涉其中的人们的主观体验……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桩事业的规模过于庞大，得出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有所缺失。这些议题所牵涉的令人难解的残忍与困难是那么不可穷尽，对其深远余波的处理则是那么困难，势必让所有讨论都付之阙如。要真正公正地对待这段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法庭和自述做不到，历史分析恐怕也束手无策。尽管如此，努力去理解这些危及无数人的迫害和集体暴力的特征，并且理解其时至今日仍旧徘徊不去的影响力，仍旧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言，2页）
徐贲在“导读”中高度评价了该书取得的学术成就，认为这部关于大屠杀及其后果的历史著作超越了人们对此类作品的典型期望，“很少有大屠杀研究能够像《大清算》那样超越其基本主题，成为比各部分之和更宏大的著作。它兑现了探索大屠杀及其后果的承诺，但它走得更远，在众多大屠杀研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不多见的大屠杀学术研究恢宏大作。”（同上，ii）他以不少例子说明这一点，其中一条是：“极少有书籍深入探讨大屠杀对幸存者和加害者家庭第二代的持久影响。弗尔布鲁克的作品在雄心与视野上极具胆识：她从1945年延续至21世纪10年代，叙述了大屠杀在刑事审判、赔偿计划、企业责任逃避、跨代幸存者创伤，以及作恶者否认责任等多方面的持续影响。这一切都基于她对正义的深刻理解与探究，很难找到其他书籍在这个领域能与其媲美。”（同上，vi）在我有限的关于纳粹史著作的阅读经验中，像弗尔布鲁克这样以极为扎实的微观史料研究为基础而进行视野如此开阔的跨代研究，的确是罕见的。
作者在该书中的核心思想和核心论点很明确，那就是一直以来对纳粹罪行的清算都是不成功的，反思纳粹历史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无论从法律惩罚、赔偿、复仇、纪念、赎罪或宽恕的角度来看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虽然这种局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所改善，纪念活动逐渐超越了司法审判，成为在公共空间缅怀受害者经历的重要方式，但这种纪念往往忽略了对凶手或作恶者的关注，凶手再次从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中消失。因此，徐贲认为“尽管弗尔布鲁克仍然希望能将凶手重新纳入公共叙事中，但她的书中却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失望感。这种失望源于她认为大屠杀与传统的人类经验范畴（无论是法律原则、道德责任，还是公共纪念的方式）难以协调。无论是通过法律、话语、纪念还是赔偿，任何清算都无法真正公正地面对大屠杀事件。浓厚的悲剧意识贯穿于弗尔布鲁克的书中，使其不仅仅信息丰富或发人深省，更深刻地撼动人心，尤其是对我这个读者而言”（同上）。由于“我这个读者”的在场，这里实质上提出了一些在不同语境中的阅读者更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在人类经验范畴中，假如在战后德国没有纳粹战犯审判，连关于国家暴力的受害者遭遇的讲述、纪念都难以公开表达，国家承认、法律惩罚、赔偿等等更是遥不可及，那么像弗尔布鲁克这样具有强烈的正义伦理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将如何面对呢？又比如在研究国家政权的持续性与清算国家罪错之间的可能性关系中，记忆和见证作为一种更本质和更彻底的清算方式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些假如当然超出了弗尔布鲁克的悲剧意识，但是却应该成为无数“我这个读者”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思考“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的更加关键的起点。
作为书名的“大清算”（reckonings）是该书的关键词，明确带有总的清算或最后的审判的涵义。在我们曾经熟悉的语境中，“清算”是极具现实的煽动性和斗争性的话语。但是在该书中它指的是通过司法审判纳粹帝国统治者及其政策执行者的罪行而惩罚加害人，通过公共教育、文化实践等方式来正视过去、揭露纳粹历史的罪恶和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暴行。该书第二部分就是主要围绕将行凶者送上法庭的司法审判的过程来分析对纳粹过去罪行的司法清算的几处关键性转变，揭示纳粹罪行的清算——控告和定罪——远远没有做到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地点变换，使得司法清算的准绳和实践都有着显著的差别（21页）。一位从死亡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说，“……我必须为了未来而活下去。必须有人把这些野蛮人的暴行告诉这个世界，这样将来的世纪和世代才会唾弃他们。”（24页）这就是“清算”要完成的使命。弗尔布鲁克接着说：“如果我们不强迫自己去倾听这些翻涌着苦痛的叙事，如果我们不强迫自己，在如今这个安全的距离，去面对他们试图呈现的超越人类想象力的悲惨画面，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了背负着历史生存而付出的努力。而许多后来的世代，尤其是那些与行凶群体有着密切情感联系的后人，就很容易相信行凶者自我开罪的借口，并且因此陷入游移不定的境地。如果我们无法直面这些悲惨画面，那我们对过去的清算就只能是片面的，而当我们试图理解纳粹迫害及其余波时，我们就必然为这一浩荡的事业所淹没，陷入力有不逮的境地。”（同上）这段话应该被所有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国家暴力罪行的学者所铭记，必须“强迫自己去倾听这些翻涌着苦痛的叙事”。那些在国家暴力造成生灵涂炭面前闭上眼睛甚至极力为行凶者粉饰的所谓学者，对此当然还是会无动于衷，他们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必须被清算的过去捆绑在一起。
在弗尔布鲁克的研究中，“清算”有着远比日常语言中的理解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涵义：“清算超出了已然完结的对于过去的简单表征；与之不同的是，清算试图纠正一段剧烈动荡的时期后所出现的明确的不平衡，并且试图平息由未能解决的个人冲突和社会冲突所引发的不安。清算可以是个体为过去的行为和经历负起责任，由此在后来截然不同的情境中，恢复一种可以被接纳的自我，重建或重获一定程度的自尊。清算可以通过法庭、政治或社会进程，或者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压力而从外部施加。在清算的情境下，明确的不正义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纠正，给予相应的处罚，并且制定相应的赔偿措施。……我们探查了清算纳粹迫害遗产的多种方式，它们因地点和时间以及不同的群体而有所变化，有些持续存在的不平衡态势甚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688页）因此，就已经努力过的对纳粹帝国清算的成果而言，都是并不成功的。但是徐贲在“导读”中提出，“有一种清算方式可能比其他清算方式更本质和彻底，也更重要，那就是不仅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还要了解大屠杀是如何在有关的社区中被铭记的。这就是记忆和见证的清算”（同上，iii）。这当然也是弗尔布鲁克在书中论述七十年代以后“幸存者时代”中的各种文化实践的时候，同样肯定了记忆和见证作为一种清算的作用，那就是连结苦难的过去与争取新的未来生活的唯一桥梁。
在“大清算”的概念之下，最核心的焦点是国家暴力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也是今天所有对于纳粹大屠杀等罪行早已不陌生的公众所不难认同的。问题是那些极为明显践踏人性、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处可见的极为恐怖的国家暴力是如何被体制内成员所执行、如何被无数目睹暴行的民众所沉默以对？弗尔布鲁克的研究指出，“政权对恐怖手段的依赖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德国人飞速地完成了向默许（甚至是热情拥护）的转型，其中伴随着借助恐惧、监禁和流放而对余下之人施行的严酷镇压”（671页）。“在不过十多年的时间里，纳粹政权发展出了一整套迫害体系，以野蛮的方式对政敌进行攻击，残忍地虐待‘不受欢迎’的群体，剥削并杀害那些被视作‘低人一等’的人士。……到最后，所有这些目标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它们甚至会彼此产生冲突。但是，当被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就构成了一整套集迫害、集体暴力、对于人权的侵犯，以及心甘情愿地参与规模惊人的谋杀行径等种种形式于一身的系统。”（672页）那么，在这个系统中除了居于核心地位的希特勒及统治者集体之外，还要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合作与共谋才能完成那些残暴的杀戮与迫害的行为。他们是站在暴力的第一线的警力人员、盖世太保、党卫队和褐衫军冲锋队、特别行动突击队、集中营守卫和部分军队士兵，在后来的清算中这个群体只有极少数个体需要为他们的暴力行径负责，并成为舆论焦点中的“行凶者”。而在这个群体之外的民政部门职员、与集中营世界紧密相连的商业与企业网络中的从业者（包括医生、律师、人口规划专家等专业人士）都起到了合作、推动的作用，而且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作为纳粹政策的合作者和受益者参与进来（673页）。
于是在战后的清算中就出现了大量人员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旁观者”。这是一个难以准确厘清的概念，因为“人们总是以不同的程度与纳粹政权扯上关系，就情感态度而言，就有热情支持、被动接受、私下抱怨和害怕恐惧，要想准确地分辨，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弄清楚人们如何卷入这个“旁观者社会”就变得更为重要了（48页）。弗尔布鲁克在书中准确地描述了当纳粹新政权建立之初，德国人是如何让自己适应新的统治规训的：人们首先很想弄明白在新政权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生活语言中很快就把以前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变换成“希特勒万岁”，更有意思的是很快没有人对喊出这句口号感到有什么难为情；许多成年人因感受到新生的压力和社会期待而学习进入某种新角色之中，有些人主动抓住机会，也有些人更多源自害怕如果表现得不够热情就会被视作“民族共同体”的敌人；人们更为普遍的应对方式是在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担忧后，简单地选择顺从。在顺从地投入纳粹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之后，又会被那些活动在形式上的活力和激情所吸引，“在现存的时人档案资料中，‘建设’新社会的兴奋感可以说是呼之欲出”（51页）。甚至连一个来自坚定的反纳粹家庭的青年人在事后的回忆中也承认，即便是她也会在群情激昂的场合下，意外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的潜在魅力。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旁观者社会”逐渐形成：“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作、得以维系。”（55页）
弗尔布鲁克在本书“前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为这座无比重要的冰山描摹出水面上的几段轮廓。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究。”（3页）的确是这样，在出版了这部《大清算》之后，玛丽·弗尔布鲁克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纳粹帝国暴行历史中的“旁观者”问题，在2023年出版的《旁观者社会：纳粹德国和大屠杀中的顺从与共谋》（Bystander Society：Conformity and Complicity in Nazi Germany and the Holocaust，OUP USA，2023）中继续揭露和阐释了普通德国人在促成纳粹主义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排斥、迫害和灭绝欧洲数百万人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她将研究焦点从作为个人的“旁观者”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中，强调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形成的“旁观者社会”的重要性；她提出的问题是，真正应该提出的问题不是“普通德国人是什么时候知道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而是他们如何根据他们所知道的来解释和行动——或者没有采取行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成为同谋。弗尔布鲁克在该书中指出，正是因为纳粹党上台后实施的大规模政治压迫和一体化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旁观者社会”。在政治规训与暴力恐吓之下，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德国人对那些被认为是“非雅利安人”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专制政权的顺从、服从很容易使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同谋，甚至主动参与犯罪。
这是一面残酷的历史镜子，映照出极权统治的反人类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实施的社会环境真相。历史学家丹·斯通（Dan Stone）认为弗尔布鲁克关于“旁观者社会”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顺从如何发展成为“功能性共谋”，她所说的“功能性共谋”意味着即使人们在内心并不赞成，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有助于巩固政权，因为外表的顺从加深了政权的永恒感，并促使了人们走向与纳粹政权彻头彻尾的共谋。
对于旁观者社会或“功能性共谋”，这是“大清算”根本无法清算的，无论是国家暴力罪行的庞大规模、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和参与罪行的人数极为庞大，让所有在实质上犯有暴行罪和杀人罪的人受到惩罚在任何意义上的司法清算中是不可能达成的。作者也不同意那样一种看法，认为由于前纳粹党人对于战后新国家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才免于惩罚。真实的原因是，在第三帝国的每个继承国中的数以百计的小型审判处理着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优先事务相关的议题，各种社会和政治考虑都会影响对特定类型的行凶者的选择性起诉。因此，最令人感到不平和愤慨的情况不断出现，那就是除了让少数人成为替罪羊，大多数前纳粹分子很快就重新进入社会生活，并且以各种方式使自己过得心安理得。与此相反的是无数受迫害者的整个余生都受到了影响，许多幸存者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过去所折磨，被可怕的场景和回忆所萦绕，因为失去家人、朋友和家园而感到痛苦。“这些受害者对这段悬而未决的过去的痛苦清算，与那些逃过司法惩戒的压迫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于有些幸存者来说，为了在内心中求得安宁而尝试遗忘，尝试放下过去继续生活，甚至尝试‘原谅’，可能反而更为简单；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677-678页）这只能说明司法正义的缺席，说明“大清算”遭遇最大的难题。
在欧洲各地有很多纪念纳粹暴行受害者的博物馆和纪念场所，主题自然都是铭记受害者，表达对生命的敬意与哀悼，还有对其中某些受害者的英雄行为的颂扬，这当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补偿。但是与此相对的加害者一方，却鲜有被以公开的形式钉在耻辱柱上。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引入注目，虽然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更复杂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这种对于受害者的纪念形式实际上是否成为使行凶者群体及其后代得以排解负罪感的方式，从而使行凶者更加心安理得地以匿名的方式逃脱耻辱和惩罚？（625页）然而，弗尔布鲁克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假如茫茫大地上连任何一处纪念暴行受害者的博物馆和纪念场所都不存在，对于行凶者群体来说岂不是更加心安理得、更加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歌颂纳粹帝国的神话？
第十三章的议题很残酷：“为时已晚，为时太晚”，讨论的是应如何补偿受害者。战后几十年，在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受害者群体的某些诉求终于在不同阶段得到了部分并不令人满意的解决。“在这一方面，正义不仅迟到，而且迟而未到。我们大可以认为，如果以充足的补偿为标准，那么正义就永远不可能达成：因为已然犯下的罪行永远不能被消除。然而，受迫害者的战后生活，本该更为及早地得到改善。”（441页）这的确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无法消除的痛苦，可以及早改善的处境。在另一方面，理应对纳粹迫害承担最多责任的绝大多数人成功地躲过了司法的惩戒。因此直到2013年，人们发动了“最后的行动机会II”，并以“为时已晚，但不算为时太晚”的口号对行凶者展开了追捕。“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一切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了：不仅对纳粹行凶者来说，任何形式的严肃司法清算都为时已晚，而且对于在他们手中受难的人来说，对他们的需求的周到关怀也为时已晚。”（442页）令人很难过的是，受害者提出补偿的诉求经常遭到拒绝，或者各种级别的补偿金额低到侮辱人的程度，而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公务员、法官和医疗专业人士以及曾经在军队或党卫队中服役、并且在战后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却能够得到很高的工资并且最终拿到全额养老金。世界就是存在这样的不公正。
作者对此真的感到悲观，只能回到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事业：“关于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记录似乎永远都翻不完。所有那些没有白费的司法调查，所有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幸存者的痛苦证言，以及所有那些由被调查者及其亲友提供的口供，现在似乎都很难有益于司法正义的事业，而只能为历史学者所用了。”（466页）问题是，假如清算遥遥无期，历史学家必定难以很好地使用这些“关于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记录”。但是无论如何，弗尔布鲁克在全书最后说的这句话会回响在一些读者的心中：“用这样的方式探索纳粹过去的遗产，我们得以开始理解这场规模巨大的浩劫，它不仅塑造了过去的20世纪，也将继续塑造我们的当下和我们自己。”（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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