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vlog国产最地址ios:糖心淑女飞天水萝卜笔趣阁-大卫·林奇：“越了解黑暗就越擅长寻找光明”

admin 体育 2025-01-17 1 0

【编者按】：当地时间1月16日，经其家人证实，美国著名超现实主义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去世，终年78岁。本文为克里斯·罗德利（Chris Rodley）为Icon杂志（1997年4月刊）所撰写，原题为“偶像简略：大卫·林奇”（“The Icon Profile: David Lynch” ），中文译文收入《幻夜奇行：大卫·林奇谈电影》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从《橡皮头》到《象人》，他完成了从怪人到艺术家的转变。《沙丘》让他的成功看似一场意外。《蓝丝绒》让他影史留名。《双峰》让他成为传奇。《双峰：与火同行》让他声名扫地。大卫·林奇四年来的第一部作品《妖夜慌踪》可能是重生的奇迹，也可能彻底葬送他的电影事业。

“要的，夫人！”这是大卫·林奇对一个重要问题——“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的热情回答。林奇有自己的咖啡理论：“只要一秒钟不看着，立刻就凉了。”这样的话语幽默、迷信，还有点阴险，指出了生活中不难发现的真相，是典型的林奇风格。发掘熟悉事物及平凡生活中的潜藏含义似乎是林奇的本能，在他人看来多么奇怪，对他来说就多么自然。梅尔·布鲁克斯称林奇为“来自火星的詹姆斯·斯图尔特”，这个著名的绰号是对林奇谜题般复杂人格的精准概括。林奇接地气、朴实、利落的典型美国人形象让他的作品（既有令人深感不适的元素，也有令人发笑的黑色幽默）显得更加诡异。

《双峰第一季》剧照

1990年，林奇的疯狂公路电影《我心狂野》获得了国际影坛的最高荣誉——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当时，林奇在媒体面前形容自己是“来自蒙大拿州密苏拉的鹰级童子军”。同年，全球电视观众都被《双峰》中谁杀了劳拉·帕尔默的谜题所深深吸引。林奇和马克·弗罗斯特共同创造了这部电视剧集。该剧共获十四项艾美奖提名，让林奇登上了《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

“在我看来，大卫就是来自蒙大拿州密苏拉的鹰级童子军，他在父亲的车库里找到了一些工具。”曾出演《我心狂野》和《蓝丝绒》的劳拉·邓恩说道，“他就是那种经常问‘嗨，你在做什么？’的邻家男孩。他开始画画，然后相信自己能在摄影机前画画。” 托比·基勒儿时和林奇住得很近。两人于1960年相识时，林奇正在收集成为鹰级童子军所需要的荣誉勋章（merit badge）。“那些奖章不容易拿到，” 基勒说道，“我觉得大卫应该达到了最高等级，但他不喜欢谈论这些。如今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总能克服有限的客观条件，这种精神可能正是源于那句‘时刻准备好（Be Prepared）’的老口号。”尽管与林奇已经相识三十七年，但基勒表示：“我不知道大卫的阴暗面从何而来。他总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人，但他显然不是。”

林奇坐在他喜爱的工作室里，被重机械、工具和一堆准备装箱的作品（他的画作和照片即将开始巡展）所围绕，看起来十分自在。然而，谈论他的作品总是令他感到不安。他担心自己的话语成为对影片单一、具体的解读，局限作品的丰富内涵。从用四个单词自我介绍这一点可以看出，林奇的性格其实是顽皮而内敛的———相当难以描述。

《蓝丝绒》（1986）剧照

演员伊莎贝拉·罗西里尼曾是大卫·林奇的女友。两人恋爱时，美国的每一本杂志都希望名气大、身材好的大卫·林奇登上封面。在《蓝丝绒》中，林奇安排罗西里尼饰演心神不安的多萝西·瓦伦斯——丹尼斯·霍珀饰演的施虐狂弗兰克·布思的受害者，有受虐狂的倾向。“很多人认为《蓝丝绒》是病态的，但在我看来，影片是大卫对善与恶的探索，” 罗西里尼表示，“影片特别温柔，他心中善与恶的矛盾格外动人。这是他创作的核心，也展示了他内心对道德的重视。他也很有趣。特别特别幽默！和他在一起的那几年，我总是被逗笑。他没有刻意扮演某个角色，就是一个来自蒙大拿州的普通人。” 丹尼斯·霍珀颇为欣赏林奇充满矛盾的人格。“常人难以想象看似特别正统的他内心有病态扭曲的一面，” 霍珀带着邪恶的笑容说道，“亲爱的大卫！”

林奇对常人眼中的悖论很感兴趣：“我们至少都有两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诀窍是调和这些矛盾。”林奇坚定地在作品中探索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对于一个性格内敛的人来说，这种行为似乎十分冒险和高调。然而，矛盾的性格背后是一种奇怪的纯真。“我两面都喜欢，”他说，“必须了解黑暗才能体味光明，反之亦然——越了解黑暗就越擅长寻找光明。”他的自画像《凝视自我》（I See Myself，1992）描绘了一个奇怪的、一半白一半黑的人。如果说坐在画室里喝咖啡、抽美国精神牌（American Spirit）香烟的林奇是白色的一半，他黑色的一半就不这么亲切友好了吗？“必然是这样的，”他说，随后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原因，但，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林奇四年来的首部电影作品《妖夜慌踪》即将公映，此刻导演正在为此做心理准备。影片上映必将引发的媒体关注令他感到不安，因为他既有被追捧的经历，又有被口诛笔伐的回忆。“我喜欢电影被外界关注，但不喜欢自己被关注。”他承认道，“影片得到尊重——在我看来就是成功了。”

《妖夜慌踪》（1997）剧照

玛丽·斯威尼［林奇多年的爱人，他五岁儿子赖利（Riley）的母亲］是《妖夜慌踪》的剪辑师和制作人之一。她很了解困扰林奇的心魔。“他想要和成功保持距离，因为一旦开始在意，好评和差评都会对创作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她说，“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之后，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伊莎贝拉·罗西里尼认为这正是林奇人格两面性的又一例证。“我认为大卫很在意成功，但又因此痛恨自己，”她说道，“他钦佩艺术家的独立，但也知道如果不取得一定的成功，他就会失去创作自由。但他不会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他希望凭借自己的电影语言取得成功。我认为大卫生来脑中就有很多生动的图像。如果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恐怕会一直盯着窗外，沉浸在自己脑中出现的画面之中。他做不好任何其他事情。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拥有如此想象力的大卫·林奇1946年出生于蒙大拿州一个名叫密苏拉的山谷小镇。小镇被湖泊、山脉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所环绕，总共三万人口（比双峰镇人口更少）。他的父母唐纳德和桑尼是在杜克大学上室外生物课时相识的。桑尼做过语言老师，唐纳德则是农业部的研究员，两人对林奇的影响都很大。

林奇很多作品的剧情都是黑暗的家庭噩梦触发的，这难免令人浮想联翩，然而，林奇的童年回忆是无忧无虑、恬静美好的。“唯一令我担忧的是，很多精神变态者也说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他说道，“我在某处读到过渴望找回被遗忘的童年美梦的欢愉。确实像一场梦。飞机慢慢划过天空，塑料玩具漂浮在水中，一顿饭好像可以吃上五年，美梦绵延不绝。世界很小。记忆中我只看过几个街区。但那几个街区很大。所有细节都被放大了。蓝天、尖头栅栏、绿草、樱桃树。典型的美国中部风貌。”

林奇描述的美好过去是浪漫化、理想化的，然而他在很久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事物还有另外一面。“但是会有树液从樱桃树中渗出——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黄色的，上面爬着无数只红色的蚂蚁，”他描述道，“我发现只要凑近一点仔细看，就会看见美丽的世界里藏着很多红蚂蚁。”

佩姬·雷维1967年和林奇在费城结婚，当时两人都是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学生，她对年轻时的林奇印象很深。“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学校餐厅，”她说，“我觉得他特别英俊，在我看来像天使一样。”但是雷维——也是一名画家（林奇买了好几幅她最近的作品，并用在了《妖夜慌踪》之中）——很快就得以一窥林奇英俊外表之下的内心世界。“他对一切黑暗的事物着迷。他常讲童年住在公园环形大道（Park Circle Drive）时的事情——猎野兔的田园故事。但他似乎又志在戳破表象，揭露黑暗。”

决不只看外表，这是林奇世界观的根基之一。他最初是在自然界感受到事物外表下隐藏的黑暗的。“我父亲可以自由利用很大面积的森林做实验，因此我在一个原生态的世界里接触昆虫、病害和生物的生长，”他说，“这一切令我感到兴奋。《国家地理》上的花园照片非常漂亮。但有很多东西在攻击花园。很多杀戮和死亡，蠕虫和蛆虫。一刻都不停歇。那是痛苦的折磨。”

林奇一家——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时常搬家。政府调令让他们不断迁居：离开密苏拉之后，他们在爱达荷州桑德波因特、华盛顿州斯波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爱达荷州博伊西都停留过，最终搬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当时林奇十四岁。父亲戴着牛仔帽去上班的样子是他珍贵的回忆。“当时，他戴那样的帽子让我觉得很丢人，但现在我觉得特别酷。”他说，“那是灰绿色的、林业局的牛仔帽，他会戴上帽子然后出门。不坐车也不开车，坚持步行，戴着那顶帽子走好几英里，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城里去。”

林奇的回忆——比如他对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的描述——很有意思，令我们一度偏离主题。“她害怕青豌豆，”他说，“我想可能是因为青豌豆表皮强韧均一，弄破外膜后内里却很柔软，这在我们家是一件大事。她得把豌豆藏起来。”

这种解读或许正是林奇的看法，但这个故事中可能有杜撰的成分。他对过去进行加工，通过分享回忆传达更重要的讯息，也让人忍不住想要追问下去。他的父母为何要给玛格丽特吃青豌豆？“这个嘛，”他说，“涉及吃蔬菜的问题。”多吃蔬菜对身体好？“对。”但如果害怕蔬菜就另当别论了。“是的，那就算不上有益健康了。应该尝试不同的蔬菜。总有合适的！”

林奇作品所传达的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看法是成熟而古怪的，林奇本人在影片中的化身总是纯真的边缘人物。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家经常迁居的生活方式。“一旦告别一个地方，就必须从头开始，”他说，“如果与外界联系紧密就会很痛苦。这样的经历会让你更内向，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有时这种震动是好的。你会变得更加敏锐。我有很多朋友，但我喜欢一个人在花园里看一大群蚂蚁爬来爬去。”

林奇儿时经常画画。“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她从不给我涂色书，因为涂色书会限制想象力。”他说，“‘二战’刚结束不久，战争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总是画弹药、手枪和飞机。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自动水冷冲锋枪。”但他没想到自己未来会从事艺术创作。事实上，他说自己那时候没有太多想法：“我那会儿不怎么思考——没有任何独创性的想法。”

然而林奇在亚历山德里亚上初三时，变化突然发生了。“我在我的女友琳达·斯泰尔斯（Linda Styles）家的前院里认识了托比·基勒。”他说，“托比做了两件事：他告诉我他的继父（布什内尔·基勒）是一名画家，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还抢走了我的女朋友。”

认识托比的继父之后，林奇就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人生”。他周六在科克伦艺术与设计学院上课，基勒则成了他的导师，还将画室租给他用。“他真的很酷，”林奇回忆道，“算不上画坛的一员。但他确实对画画倾注了很多心血，令我心潮澎湃。他还向我推荐了罗伯特·亨利的《艺术精神》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了我的《圣经》。正是它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事业。”托比·基勒说，林奇确实发生了改变。“接触艺术和绘画之后，大卫就像着了魔一样，”基勒表示，“他和布什内尔非常亲近。他是艺术家，而我不是。在很多方面，当时他和我继父的关系比我和我继父的关系更好。”

林奇为了艺术几乎辍学，时常逃课，在画室里画画。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对此似乎不是特别介意。不过，当林奇的成绩落后于弟弟妹妹时，布什内尔·基勒挺身而出为他辩护。高中毕业后，林奇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艺术博物馆学院学习了一年，随后为了和同学杰克·菲斯克前往欧洲旅居三年而放弃了学业。他们计划师从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科科什卡（Oskar Kokoshka）。“我当时十九岁，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总是听别人的。那所学校没有问题，但学校就像房子一样——问题往往出在里面的人身上。我在那里找不到创作的灵感。事实上，留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然而科科什卡没有出现，林奇最终只在欧洲停留了十五天。林奇回国之后，他已经迁居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Walnut Creek）的父母决定不再补贴他的日常开销。林奇回到亚历山德里亚和布什内尔·基勒一起住，为了赚路费，他同意帮基勒粉刷房子。“大卫从二楼的洗手间开始粉刷，用的是一个刷头只有一英寸的刷子！” 托比·基勒说道，“那刷子特别小。他花了三天时间才刷好一个洗手间，可能光刷暖气片就花了一整天。任何角落都没有遗漏，刷完比新的都漂亮。但他动作实在太慢了。我妈妈现在想到大卫粉刷洗手间的样子依然会笑。”

林奇的父亲和布什内尔·基勒最终串通起来，哄骗林奇申请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奖学金。“他们联手让我过不下去。”林奇说道。他记得布什内尔突然变得很忙，没空理会他。“我提交了申请，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布什内尔给学校打电话，大力推荐我。他说我有‘艺术才华’。”后来，林奇被录取了，进入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成了他绘画事业的转折点。“我不知道是什么促成的，但他的创作突然变得很黑暗。” 佩姬·雷维说道，“巨大的黑色画布。”她对一幅名为《新娘》（The Bride）的作品印象尤为深刻。“在我看来，那幅画是一个重大突破。听起来很可怕，是一个在给自己堕胎的新娘的抽象肖像。作品很美，并不恶心，会令人感到不适并久久不能忘怀，但画得很美。”

住在费城对于林奇来说既神奇又恐怖，那段经历似乎给他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城市好像总会让他感到不安。“我小时候去布鲁克林时被吓坏了，”他说，“在地铁里，我记得进站的列车掀起的风，还有地铁站的味道和声音。我每次去都会感到恐惧。”林奇的城市恐惧症不是在媒体面前信口胡编的，而是一种他成年后也无法摆脱的生理上的恐慌。“他特别害怕纽约，” 雷维解释道，“我得陪他去。他不愿一个人去。”但林奇确实喜欢故事，喜欢荒诞和超现实主义意象的力量。“我去纽约拜访祖父，他拥有一座没有厨房的公寓楼，”他说道，“一个女人在熨斗上煎鸡蛋。那场景让我深感不安。”

“费城是我创作的起点，它足够古老，空气中有足够丰富的东西，这形成了一种风格。它衰败的同时又梦幻般美丽，充斥着暴力、憎恨和污秽。”林奇如此形容这座见证了他从画家向电影人转型的城市。林奇是一天在学院学习时产生拍摄电影的想法的。“我注视着一幅画里的人物，听到了温柔的风声，看到了微小的动作，”他说，“我希望它真的能动起来，稍微动一动。就是这样。”

这个玄妙时刻最终成就了林奇的毕业项目《六人患病》。这是一部将时长一分钟的动画在饰有雕塑的银幕上循环播放的作品，银幕上的雕塑是林奇自己的六个石膏头像。林奇对电影和摄影一无所知，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他很大胆。”雷维回忆道。林奇曾经认为自己可以造出永动机，还跑去通知富兰克林研究所。“他就径直走进去说：‘我想到如何制造永动机了。我是一名艺术学生。’” 雷维描述道，“当然，哪怕是爱因斯坦也做不出永动机，但人们从不拒绝大卫的要求，他因此进入了富兰克林研究所！他特别认真。一位工作人员非常和善地解释了他的想法为何是错误的，然后我们离开那里去喝了杯咖啡。”

林奇在物理方面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他的会动的画作却得到了认可。他是当年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大奖的获奖者之一，一位有钱的同学——H. 巴顿·沃瑟曼（H. Barton Wasserman）——还拿出一千美元，请林奇为他制作一部类似的作品。这个项目最终在技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沃瑟曼慷慨地让林奇用剩余的钱创作其他作品。

林奇随即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字母表》。这是一部时长四分钟、动画和真人结合的短片，表现了学习和不善言辞的恐怖。“他讨厌语言，”伊莎贝拉·罗西里尼说道，“大卫不是很喜欢语言表达。他拍摄电影时也不注重语言表达，他的作品更像是一场感官体验。”想到林奇偏爱的、弯弯绕绕的沟通方式，佩姬笑了起来。“我和大卫在一起时，他很不爱说话，”她说，“他不会像其他导演那样讨论自己的作品。他会制造噪音，张开双手，发出像风一样的声音。”

林奇后来所取得的成功让他不得不与人交流，但他依然认为语言可能杀死作品的奇妙魅力，会阻碍真正的理解。托比·基勒很了解他的套路：“我曾经问过他：‘大卫，《我心狂野》是关于（about）什么的？’他回答：‘大约（about）一小时四十分钟。’”

对于在费城求学的年轻林奇来说，事业上最重大的突破尚未到来。他是雷维的丈夫，还要抚养意外到来的女儿（珍妮弗）。经济压力很大，未来颇为暗淡。他全身心地投入电影创作，将希望寄托在申请美国电影学院的小额资助上，想用那笔补助制作他的第二部短片《祖母》。“我收到了第一批获奖者的名单，包括斯坦·布拉克黑奇（Stan Brakhage）和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or）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电影人，”他说道，“他们都很有实力，是独立、前卫、走在影坛最前沿的电影人。‘肯定没戏了！’我当时觉得，所以就不再期待了。但每天离开家时，我还是会对佩姬说：‘如果有好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如果我收到好消息就给你打电话。’”

后来，林奇真的收到了好消息。美国电影学院向林奇提供了五千美元的资助。“我接到了这个改变我人生的电话，”他说，“然后开心得仿佛飘浮在空中，紧贴天花板！每个人都应该体验那种感觉。唯有绝望沮丧过才会珍惜那种感觉。”

《橡皮头》（1977）剧照

林奇表示，获得这笔资助给他带来的改变，以及对他的重要性，是后来发生的任何事件——包括通过电话得知有人出四千五百万美元请他拍摄《沙丘》的经历——都无法比拟的。如果将后来发生的事情简单地概括为“他的事业从此有了起色”（或者用林奇的话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忽略了才华往往无法保证成功这一现实。林奇搬到洛杉矶，成为刚刚建立的美国电影学院的一名全职学生。他花了五年时间制作《橡皮头》——一部以他刚刚逃离的城市为灵感来源的影片。“它是我的费城故事，”林奇说道，“只是里面没有詹姆斯·斯图尔特。”

听林奇描述这部影片中迷惘的男主人公亨利（约翰·南斯饰，南斯1996年12月30日去世）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体验：他的描述像一幅自画像，令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亨利明确地感受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却压根儿想不明白。”林奇说，“为了弄清楚这一切，他极其仔细地观察事物。他可能会观察某个派盘的一角，仅仅因为它在视线范围内。他可能会思考自己为什么坐在这儿。一切都是新的。这也许令人感到恐惧，却可能是某种暗示。”

林奇当时（和现在）都与亨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影片中，亨利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早产婴儿的父亲，只得努力面对成为父亲所引发的种种困难与恐惧，林奇的朋友和电影评论家都认为这样的情节是自传式的。“我想，最近流传的误解之一就是，”林奇的女儿珍妮弗说，“我的出生是《橡皮头》的主要灵感来源，因为大卫——曾明确表示过——不想组建家庭。”

林奇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人生”，用他的话来说，“负担越少越好，因为一开始要向上攀登”。或许《橡皮头》的独创性让人们得出了影片改编自个人经历的结论。“我出生时是马蹄内翻足，”珍妮弗解释道，“因为《橡皮头》中的婴儿是畸形的，有人暗示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认为大卫不会说这是《橡皮头》的直接灵感来源。”

制作这部电影的五年期间，林奇又开始打零工，做过送报员，还兼职水管工，而且逐渐喜欢上了修理水管。“成功引水很有成就感。”他表示。雷维对那段时间印象深刻。“他很投入。这有时很累人。他总是觉得万事皆有可能——坚信自己能够做到。”林奇热忱地投身于新爱好，但与此同时，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和大卫·林奇在一起很辛苦，”雷维说，“我们还是朋友，我只是辞去了妻子的工作！”

尽管和雷维分手了，林奇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喜欢土堆，”他说，“真的特别喜欢。制作《橡皮头》时，我和佩姬、珍妮弗住在洛杉矶的一幢独栋房屋里，我们有一张圆形的木质餐桌。佩姬生日那天，她出门了，我和珍妮弗搬运了很多土回家。在餐桌上堆了一个四英尺高的土堆，把整个桌子都盖住了。然后我们在土堆里挖出小小的隧道，把小小的抽象黏土人像放在隧道前面。佩姬——上帝保佑她的美好心灵——回家之后很喜欢这个土堆，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了好几个月。它腐蚀了桌面，因为其中发生了一些自然的生化反应。餐桌表面几乎彻底毁了。”

《橡皮头》终于公开放映后，林奇记得当时约翰·沃特斯还想办法帮他宣传。“他的一部影片正在上映，而约翰已经确立了他地下反叛者的地位，”林奇说，“他去参加访谈，但不聊自己的电影，一直鼓动观众去看《橡皮头》。”林奇的首部长片在十七座城市进行了常规放映。洛杉矶的努阿特电影院（Nuart Cinema）连续四年每周晚间放映《橡皮头》一次。也就是说，影片的名字在影院入口的招牌上挂了四年。《橡皮头》这个片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在林奇取得认可和成功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外部因素是斯图尔特·科恩费尔德——梅尔·布鲁克斯手下的一名年轻制片人——对他的关注。科恩费尔德在努阿特电影院观看了《橡皮头》在那里的首场放映，向他推荐这部电影的是美国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时隔二十年，他仍对当天的观影体验津津乐道。“我被震撼了，”他说，“我认为那是我看过的最伟大的电影。简直净化心灵。我特别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完成《橡皮头》之后，林奇与玛丽·菲斯克结婚，并育有一子，名叫奥斯丁。当时请他拍电影的人并不多。但他在创作一个名为《罗尼火箭》的剧本（“关于电和一个三英尺高的红发人的故事”），同时建造小屋（“遇到建造小屋的机会，就不能错过”），每天下午两点半去鲍勃的大男孩餐厅喝巧克力奶昔和咖啡。“我发现糖让我快乐，给我灵感，”他说，“有时创作的欲望如此强烈，我会冲回家写作。糖是颗粒形态的快乐，是我的朋友。”然后，林奇接到了一个来自科恩费尔德的重要电话，请他拍摄一部新作品——后来荣获多项奥斯卡提名的《象人》。“我在房间里打转，嘴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的名字：斯图尔特·科恩费尔德，斯图尔特·科恩费尔德，斯图尔特·科恩费尔德。光是念他的名字就觉得很开心。”林奇说道，“现在回首，我觉得确实值得开心。”

通过科恩费尔德的运筹帷幄，梅尔·布鲁克斯的公司布鲁克斯影业成了这个项目的制片方，不过布鲁克斯最初提出的导演人选是艾伦·帕克。布鲁克斯看过《橡皮头》之后，立刻就接受了林奇。布鲁克斯说《橡皮头》是他“看过的讲述为人父母经历最好的影片！”但由于这是他的制片公司第一次独立制作电影，布鲁克斯必须向他人推荐《象人》的故事和林奇。

“梅尔言辞十分激烈，”科恩费尔德回忆在NBC和弗雷迪·西尔弗曼的见面时说道，“弗雷迪问：‘那么大卫·林奇是谁？’梅尔说：‘这恰恰证明了你是个无知的白痴。’就连西尔弗曼问能否让他读一下剧本时，布鲁克斯也丝毫不愿让步。” 科恩费尔德当时十分震惊，他描述道：“梅尔说：‘让你读剧本？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比我更懂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取得成功吗？’他拒绝向西尔弗曼提供任何材料。”最终NBC以预售的方式为影片提供了四百万美元。

布鲁克斯对林奇的信心保护了林奇，为最终发行方派拉蒙影业放映这部影片时也是如此。“当时迈克尔·艾斯纳和巴里·迪勒在派拉蒙，” 科恩费尔德回忆道，“他们的反应是：‘天啊，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我们建议删掉开头的大象和最后的女人。’梅尔说：‘我们合作了一个商业项目。我们放这部电影给你们看，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项目的最新进展，别以为我们在征求原始人的意见。’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妖夜慌踪》的主演帕特里夏·阿奎特认为林奇的电影“在当时不被理解。大多数人制作电影时主要考虑的是当下的观众——顺应当下国内的风向。大卫的作品则是超前的，观众或许要五年之后回头看才能跟上他的脚步”。被问及灵感从何而来时，林奇笑了。“我就像一台收音机！不过是一台有问题的收音机，有时零件之间接触不良。”他随后变得严肃起来，说，“灵感是最美好的东西，就像礼物一样，有时会突然出现在眼前、脑中，仿佛触手可及，令人心潮澎湃、坠入爱河。灵感的存在，以及有人愿意出钱请你拍摄电影的事实在我看来都很不可思议。”

“他坐在椅子上凝视空白的墙面，”罗西里尼说，“大卫就是这样获取灵感的。我知道灵感来自他内心深处。很多人看心理医生。他时常冥想。”据玛丽·斯威尼说：“故事都源自他的头脑。他喜欢创造新事物。敢为人先。这是他主要的动力。幸好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很明智，对大制作敬而远之——因为《沙丘》，也因为他个性十分谦逊。”

《沙丘》（1984）剧照

从同意执导《沙丘》开始，这部影片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林奇的事业。开始这个风险高、规模大的项目时，林奇三十五岁，此前只执导过两部电影。制作的规模（七十五个布景、四千套戏服、三年的制作周期）远超林奇过去的作品。

“那个项目简直要了我半条命，可能还不止半条，”谈到为迪诺·德·劳伦蒂斯的公司DEG制作这部最终一败涂地的科幻电影的经历时，林奇说道，“拍摄期间，我很崩溃，一点一点做了很多妥协。当时的气氛是：‘我们要注意大卫。如果拍成《橡皮头》的风格，我们就完了。’我因此受到了很多限制，坠入了中庸的世界。那是一种糟糕的境地。”这个项目，以及其中的男主人公保罗（Paul）——“一位必须醒来，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的沉睡者”——对林奇很有吸引力。然而根据合同规定，林奇对影片没有最终剪辑权，这个项目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从个人和事业的角度来看，《蓝丝绒》都是林奇的救赎之作。“《沙丘》上映之后，人们对我的评论几乎完全毁灭了我的自信和快乐，”他说道，“要快乐才能创作。”拍摄这部被很多影评人誉为他的杰作的影片时，林奇回到了现实中，更重要的是，重新开始探索自己内心的渴望。深刻全面的《电影传记字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一书的作者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这样描述他第一次看《蓝丝绒》的经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电影时有超验的感觉——直到观看《钢琴课》。”

撇开优秀的艺术表现手法，《蓝丝绒》是理解林奇对人类和自我的看法的关键。在影片中，善恶极端对立，建立平衡的过程或痛苦或困难。杰弗里（还是由麦克拉克伦饰演，他在剧中穿衬衫，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个，着装风格和林奇很像）与丹尼斯·霍珀饰演的笨口拙舌的弗兰克·布思（他只会用“他妈的”一词表达自己）之间带有俄狄浦斯情结色彩的对抗，显然是同一个人两个不同侧面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是林奇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有自己的信仰，”罗西里尼说，“精神世界很丰富。冥想赋予了他认知世界的特定方法，他的思想多半来源于此。大祭司才会有的内心挣扎也困扰着他。”

斯威尼记得，有四位心理学家曾以《蓝丝绒》为基础对林奇进行分析。“有些人说他小时候一定被虐待过，我认识大卫的父母，觉得这么说非常过分。”林奇显然能够借用或体会他人的体验，并赋予其一定的内涵。“他和所有人一样，童年时都经历过痛苦和恐惧，”佩姬·雷维总结道，“这些故事尽管没有真实发生过，却表现了那种感觉。”

想要了解林奇，就要看到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对独立的坚持。《蓝丝绒》的资金来自迪诺·德·劳伦蒂斯的公司。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对《沙丘》的补偿，但为了实现这个项目，林奇不得不将预算和自己的报酬压缩到原来的一半。“我相信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电影还不如不拍。”林奇严肃地说，“作品都死亡了，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林奇影响了一代年轻导演。“他特立独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环境，”《双峰》（电视剧和电影）的主要编剧之一罗伯特·恩格斯说，“他不会重回主流了。如果好莱坞认为能请到他导演《纳瓦隆大炮》（Guns of Navarone），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老故事会被拍出全新的感觉。但大卫不会愿意拍摄这种老套的故事。”

《双峰》（罗伯特·恩格斯将其形容为“一部表现愧疚情绪的电视剧，这种愧疚感没有明确的对象，却能够打动观众”）进一步印证了林奇的特立独行，也见证了林奇和作曲家安哲罗·巴达拉曼提重要合作关系的开始。巴达拉曼提以劳拉·帕尔默的主题音乐为例，介绍了他们的创作方法。“大卫说音乐开始时要黑暗而缓慢。他让我想象自己夜晚一个人在树林里，只能听到风声和动物轻柔的叫声。我开始演奏，然后大卫会说：‘就是这样！先这样弹一分钟，做好准备，马上就要变了，你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她从树后走了出来，她孤独又不安，现在来一段优美的旋律，慢慢爬升，直到高潮。要令人肝肠寸断的那种。’这样创作出的配乐一个音符都不用改就可以用在影片中。”

林奇认为，他之所以在1990年凭借高涨的创作活力和作品的成功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是因为他“时来运转”了。“但也有时运不济的时候。项目推进不下去。如果有机会接一些别的项目，你也不会拒绝。但日后可能会为此摔大跟头。”

1992年上映的《双峰：与火同行》就让林奇摔了大跟头。林奇为当时已经被取消的《双峰》电视剧拍摄的这部前传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两年前《我心狂野》才在这里获得大奖）放映后恶评如潮，口碑和票房成绩都很糟糕。“那年都没有人愿意逮捕我！” 林奇笑着说，“我身上有一种恶臭。肯定有什么行星逆行了。”

在工作和生活中，林奇安然面对人生的起伏。“就像人们常说的：‘一切都会过去。’”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好的经历。如果你摔倒了，如果你在街上被人打倒在地，血肉模糊，牙齿脱落，爬起来是你唯一的选择。你会重生，而且人们对你的期待也降低了。经历低谷不是坏事，是好事！”

大银幕上整整四年没有出现林奇的作品，这期间他很忙，但直到最近才获准拍摄一部长片。《奶牛之梦》（Dream of the Bovine）是这期间被搁置的剧本之一。编剧之一罗伯特·恩格斯这样描述这个故事：“三只奶牛变成了人，住在范努伊斯（Van Nuys），努力融入社会。”最终，总部设在欧洲、和林奇签约合作三部影片的制作公司CIBY 2000同意林奇拍摄《妖夜慌踪》。

别忘了林奇最初是一位画家，他一直对绘画充满热情。他黑暗躁动的画作会让人联想到童年的画面（创可贴和棉球），最近开始出现的更黑暗的主题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我迷失于黑暗和迷惘之中。”他说。和“来自蒙大拿州密苏拉的鹰级童子军”一样，这样的概括简洁而准确。“我想他永远都会迷失于黑暗和迷惘之中，”罗西里尼表示，“这种状态令他又爱又恨。”“他这么说想要表达的是，” 斯威尼解释道，“世界疯狂至极。我们与真善美渐行渐远，愈发蒙昧无知。”“他阳光乐观，但对一切黑暗有一种自然的、奇怪的敏感。” 雷维满怀爱意地笑着说。“上帝保佑他，”她说，“我喜欢他的这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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