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料网-独家猛料-曝光揭秘zztt:糖心破解版官网入口-为什么大国都在追求技术自主
【编者按】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政治是主人,技术是仆人。“生于忧患”的逻辑塑造着大国竞争史与世界技术史。本文摘自《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黄琪轩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版。原标题为“大国的技术进步模式与技术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本书通过对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的研究,展示了大国技术进步模式的特殊性。有研究就指出,战争是与一国的国际等级相关的活动,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等级中的序列越高,它越可能卷入战争。换句话,大国之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于小国。即便在二战后大国之间维持了持久的和平,世界政治日益呈现出“平靖进程”,但大国间的竞争仍在继续。本书也试图展示,大国技术进步的模式有着相当大的特殊性,大国更强调技术的自主性、技术的覆盖面等。
(一)大国技术进步模式不同于小国
……就技术进步而言,国家面临三种技术发展战略: 其一,大而全的技术进步模式。这个模式需要该国在各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我们分析的美国、苏联以及崛起后的日本都是这一模式。在大国权力转移时期,这样的技术进步模式尤其明显。其二,小而精的模式,即遵循专业分工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科学与技术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要求该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限的几个领域。这是典型的小国技术进步模式。这个模式是以北欧小国,如瑞典、瑞士、荷兰等为代表的。其三,技术依赖模式。即依赖进口技术,再进行本土的技术改进。二战后,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采纳了这一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曾积极从西方引进技术。这三种模式明显体现了:不同等级的国家,技术进步模式有着明显的分野。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的产业分布上,大国往往强调技术的全面覆盖性,以降低对他国的技术依赖;而小国则更强调技术的专业分工,更加专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大国的技术国际分工程度远远不如小国;大国会投资很多违反其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以确保国家安全。
这种差异并非富裕程度可以解释。富裕的小国对技术投入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也远远落后于大国。人均GDP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小国,在技术投资上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排名。从国际数据来看,人均收入相当高的加拿大、瑞典、瑞士、挪威、丹麦、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它们在技术研发中属于技术研发的中小国家,投资远远跟不上其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而大国对技术的投人则可超前于其经济排名。由于迅速崛起的国际地位,苏联在经济绩效并不十分靠前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投入。
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其技术选择也会有相应改变。外来技术并非公共品,领导国常常会通过技术出口限制或者技术转让来应对竞争者,扶持支持者。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开始着意于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在政府的资助下,日本科学和技术进步开始覆盖到广阔的领域。当前,中国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关键核心技术”供给问题,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技术宽度与深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并不是经济发展了,该国技术自主性的诉求就会上升。大国和小国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有很大差别。与小国相比较,大国自主创新的诉求更高。而与其它时期相比,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队伍中的领导国与崛起国自主创新的诉求更高。
概括地讲,与小国相比较,大国更加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其技术涵盖面更广泛。不过,尽管大国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系统地高于小国,大国技术自主性的意愿仍然会有波动。有时候,大国出现技术国际主义的浪潮,有时候又出现技术民族主义的返潮。为何有时候大国偏好于通过国际市场购买技术,有时候又转向自主研发呢?大国的技术进步为何在技术的经济现实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二者之间转换呢?
(二)权力转移影响下的技术观与发展模式
从国际关系看技术问题有经济现实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视角。技术的经济现实主义构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要行为体是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只有如此,它们才能确保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留得生存之地。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为追求国家生存,斗争永不停歇。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尽管可能通过各种办法来加以应对,但却难以一劳永逸地消除。长期来看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持续影响各国的政治经济。在经济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即便是国家间的技术交易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国家的技术是其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重要支柱:一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可以促使他国行为的改变。如果在技术贸易中,对手取得了更多的相对收益,或者一国过于依赖于对手,那么对国家安全是相当危险的。因此,经济现实主义者自然会过多考虑相对收益,更加关注摆脱对对手的依赖。从经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技术不能依靠贸易,而国家需要掌握自主的技术经济自由主义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技术的经济自由主义往往认为,在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下,理性的个人会实现分工。因此根据要素禀赋,有的国家自然集中于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有的国家则可能集中于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技术。双方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实现了经济收益最大化。正是国际技术贸易,带来了国际的和谐。
我们看到,有时国家强调技术自由主义,重视技术国际主义;而有时国家则强调技术的现实主义,重视技术的民族主义。大国有时愿意通过国际市场购买技术,而有时则强调自主研发。不同的技术观本身没有褒贬,它们往往是一定国际权力格局下的产物。本书也试图展示:国际政治所处的时期有所不同,大国在世界政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奉行的技术主义也有所不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崛起国双方会更多考虑技术贸易中的相对收益,会更避免对对方的技术依赖。因此在这一时期,技术的经济现实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更加盛行。由于技术路线的变化,需要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的技术发展模式,乃至整个发展模式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迁。当前,中国政府日益强调“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都离不开变化的国际形势,即“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技术发展模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意识形态更倾向于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后发展国家更多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强组织力。而我们对大国技术变迁的研究展示,大国间的权力转移会导致其技术观念与发展模式的改变。在大国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崛起国双方会减少对对方市场与技术的依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国家的干预。如二战后,美苏两国间的权力转移就促使两国技术发展模式做出了相应调整。所以我们才看到:此时,即使是以市场经济著称的美国,面临苏联的迅速崛起,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军工复合体,而其政府对技术进步的干预也有显著的扩张。比较明显的干预方式是对研发的资助与对高端技术产品的采购。当前,不仅中国政府在推进“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美国也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系列法案与政策,加强了政府对技术进步的介人。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被称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就公开质疑“市场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并强调对“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高度认同。因此,大国的技术观念、技术发展模式,乃至发展模式,尤其是政府干预强度与对外依存度,受到大国权力变迁的显著影响;而大国权力转移不仅会影响国内发展模式,还可能会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都知道,全球化受到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如果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的话,那么全球化的拓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如前面我们所展示的那样,领导国与崛起国都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重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两国行为举足轻重。全球化的进程就离不开世界政治的大国合作。但是在权力转移时期,双方的这种合作是有困难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苏联迅速崛起的时期,领导国美国和崛起国苏联各自建立一个封闭的贸易体系,严重阻碍了全球化在“全球层面”的推进。而当崛起国苏联失去权力增长优势的时候,全球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展。从日本崛起时期美日之间日益显著的贸易摩擦以及迅速崛起的中国面临美国制造的诸多难题,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在撤退的端倪。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调换了立场,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因此,可能的推论是:大国权力转移会重新塑造大国的技术观、技术发展模式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当前,面临去全球化逆潮,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崛起的中国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