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不打烊-八卦爆料在线吃瓜:典心小说糖心淑女-导演赵浚凯:大数据时代犯罪类型发生变化,刑侦剧也要跟上
在中国刑侦罪案剧的领域,赵浚凯的名字是业内一个响亮的标签,他参与的作品中,不乏《重案六组》《亮剑》《一双绣花鞋》等经典作品。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与电视剧《黑白森林》的导演、编剧赵浚凯进行了一次对话,探讨了他创作这部剧的过程,以及他对于刑侦罪案剧未来发展的见解。
《黑白森林》海报
在谈及《黑白森林》的创作灵感时,他提到:“黑白系列的创作宗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础,一直没有变过。我们一开始就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比较庞大的,简单叫‘黑白宇宙’。”
这个“黑白宇宙”不仅仅是一系列罪案故事的集合,更是对中国大陆本土罪案事件的深刻反映。赵导强调:“我们中国大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当中的罪案事件。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因为犯罪的形态不一样,犯罪的模型不一样,犯罪者表现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空间。”
在谈到创作过程中的挑战时,赵浚凯坦言:“对于我来讲,就是老话讲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他自述从《重案六组》开始,就一直与警察群体和各种“灰色”人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长期的积累,使得他在创作时能够信手拈来。他强调:“只有当你的认知和感受远远地高于或者深于观众的感受时,你才能去相对真实地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
他在采访中也分享了一些曾经采风调研过程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死刑犯的“临别真言”,他感慨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点,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我认识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天生犯罪人’,没有所谓很多国外刑侦剧爱写的那种什么反社会人格,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走上这条不归路。”这些真实的人性展现,让他笔下的故事更加引人深思。
对于刑侦罪案剧的未来发展,赵浚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预见。他认为:“推动此类题材发生变化的,并非取决于创作者主观的意愿与想象。”他强调政策因素和市场需求对题材变化的影响,同时也提醒创作者:要避免恶趣味内容,保持创作的初心和创新,只有如此,刑侦罪案题材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黑白森林》剧照
【对话】
几十年的积累,那些故事信手拈来
澎湃新闻:首先想跟你聊聊《黑白森林》的创作灵感来源。这部作品是基于某个真实案件吗?还是有其他因素触发了你的创作构思?
赵浚凯:《黑白森林》从创作序列上来说,它是“黑白”系列的第三部。黑白系列的创作宗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础,一直没有变过。我们一开始就想给观众呈现“黑白宇宙”的概念,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指我们中国大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当中的罪案事件。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因为犯罪的形态不一样,犯罪的模型不一样,犯罪者表现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空间。
大家往往容易把我们警察群体在创作中,归为一类高度相似的角色类型,但他们也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分工,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侦破手段和由侦破手段而带来的执行主体,自己本身社会角色的变化也是非常动态的。当我们把“警”与“匪”这两类角色作为两极,放在我们的罪案世界里去表现的时候,其实能够演绎出非常生动鲜活的中国大陆本土的罪案事件。这是我们黑白系列创作的第一个大的宗旨。
我们在所有的创作里面,都要深入探讨人心和人性,这才是我们大陆本土特色。而且比如说《黑白森林》,它是有着明确的地域特征和案件类型,在明确的地域特征和案件类型的基础之上,我们筛选了一些案例,其实它是有真实的案件的原型和真实的人物原型在里边。
澎湃新闻:你提到地域特征,在剧中是能够听到演员们的方言特征的。在你心里构筑的这个世界,它大概是处在哪个地域?
赵浚凯:广东、福建这一带。《黑白禁区》我们讲的缉毒的故事,所以它发生的主要地域是在西南,它在西南这个好理解,过去大多数的毒品源头地,它最重要的经过路线是从西南,然后经过两条线,一条北上,一条南下。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警察里,之前只有两个地方设了专门的缉毒的副厅级单位,一个是云南,一个是广东。
然后到第二部《黑白密码》的时候,讲的是西北,西北那边过去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反恐问题和涉枪问题,所以《黑白密码》是那样一个背景的故事。
那么《黑白森林》为什么要放在广东?第一,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八九十年代,非常发达的经济地区,当地犯罪分子有什么特征?一是眼界是极其开阔的,犯罪类型也不太一样。第二,就是经济犯罪,尤其是“洗白”。很多人早年间起家的时候,靠打打杀杀,靠争地盘争市场,靠暴力垄断了一些资源。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法制的完善,大多数原来沾“黑”的群体,他们开始转型。很多人都已经转换成了企业的老板。这就是我们的大的故事背景。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在电视剧创作的范畴里面,你聊到的一些内容可能是需要规避的东西?
赵浚凯:对于我来讲,就老话讲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因为我从入行以来,一直对于这类题材就高度地关注,非常有兴趣,从早年间《重案六组》我第一次做执行制片人算起,到后来参与剧本创作,我一直在做这类题材。这一类题材,永远是来自现实生活的,一定不能只靠脑子去想。从《重案六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北京很多警察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通过他们又了解到了他们“对面”的一些形形色色的“灰色”人物,然后这种工作习惯就这么2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
甚至这一路走来,我光了解的死刑犯大概都不下20个,我其实听到了很多人的临别真言。你想,当他们这些东西被我逐渐沉淀下来,成为创作的基础,那编故事对我来说,就是个技巧,故事架构、情节、人物真的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因为这些人都活在你脑子里。只有当你的认知和感受远远地高于或者深于观众的感受时,你才能去相对真实地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否则的话,那就是应付差事。
澎湃新闻:你前面提到了你了解的死刑犯会有一些“临别真言”,在这些话里有什么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赵浚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点,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我了解的这些人里面没有“天生犯罪人”,没有所谓很多国外刑侦剧爱写的那种反社会人格,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走上这条不归路。我参加过警方好多次破案会议,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大家一起分析犯罪动机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犯罪动机无非就三点,一个是为财,一个是为情,还有为仇。
我刚才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是这些人的大多数,谈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感恩,很少有人在死之前还跟我聊对这个世界的恨都是什么。他们会说,小时候我记得隔壁的邻居给我了一口什么饭,上学的时候哪个老师曾经表扬了我一下,某次开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得到了谁的帮助,进到社会上之后,哪个大哥曾经给我口饭吃。
第二个更难想象的是什么?大多数犯罪分子对于亲手把他们抓入监狱,乃至判死刑的警察是没有恨的,他们甚至会敬佩他们的职业。就是说这些死刑犯在生命最后一刻,其实想起来的或者说感念的,还是人生中那些有光明的时刻。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能请你谈一谈宁理老师吗?他的演技在业界与观众之中一直广受赞誉,你对于他的表演有哪些见解?以及你所观察到的相关情况是怎样的?
赵浚凯:宁理老师具备两个极为关键的特质,其一是厚积薄发,其二是相当的稳重且精准。
在这部戏中,宁老师在表演上的拿捏极为精确。在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问题:倘若抛开角色的职业属性,他应当去演绎何种形象呢?
实际上,他所需要塑造的是一位内心世界破碎的中年人形象。其压力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来自职业领域,家庭层面亦有诸多压力。在其生活里存在着诸多纷繁复杂、越理越乱的情感关联,于职场之中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就这一方面而言,宁理老师的把握堪称恰到好处。
创作要坚守初心,不能有恶趣味
澎湃新闻:我们也清楚社会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之中,犯罪的形式以及犯罪分子的心理动机也在不断演变,你认为我们的刑侦罪案剧在题材方面后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赵浚凯:我认为推动此类题材发生变化的,并非取决于创作者主观的意愿与想象。从我的经验来看,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点便是政策因素。中国的影视市场是受政策导向影响显著的市场。对于我们的创作而言,只要坚守初心,不采用那些噱头或者恶劣趣味的内容去迎合观众,便不会受到这种管控的影响。第二点,则是市场的需求程度。这类题材一直以来都有很高的观众需求,如今中国大陆市场正蓬勃发展,这类题材已经趋近于百花齐放的状态,但和所谓的“走到头了”还相差甚远。
但是,在此类题材创作之中,我认为,千万不能出现恶趣味内容。那种恶趣味极具危害性,就如同老鼠屎坏掉一锅汤一般,极有可能致使整个题材和类型的创作,都遭受彻底的打击而难以为继。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能陷入自我重复的创作陷阱,切不可看到某种题材火热之后就一拥而上。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既要汲取过往成功作品的宝贵经验,同时也要明确自身的创作方向与创新路径。
澎湃新闻:提及同质化问题,当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许多地区的案件侦破难度降低,恶性案件数量也有所减少,那么对于刑侦剧而言,其题材创新的空间是否真的变得狭窄了呢?
赵浚凯: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就我国而言,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已经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只要犯罪行为留下痕迹,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便是必然的事。
社会在持续发展变化,例如小偷这一犯罪类型已近乎绝迹,现在大多数地方已经见不到小偷了,公安系统中的反扒工作路线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现今许多曾经从事反扒工作的精英警察都投身到了反电诈工作当中。电诈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怎么可能没有创作素材呢?关键在于创作者能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黑白森林》剧照
澎湃新闻:不过电诈相较于凶杀案件而言,似乎其本身所具备的天然戏剧冲突不够强烈,是否意味着其创作难度更大?
赵浚凯:我觉得不是。戏剧创作手段与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电诈题材能够叠加诸多元素。犯罪形式发生转变之后,与之相应的破案方式以及应对措施同样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题材,在中国数字化管理如此发达的当下,各类数据近乎完全透明化。倘若真的出现高智商犯罪或者高智能犯罪,那么现有的一切秩序都有可能瞬间崩塌,这是极为可怕的一种情形。
未来刑侦剧在创作方面,我觉得仍然具有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例如高智商犯罪与高科技犯罪等类型,只是当前从事刑侦罪案创作的人,你能否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而已。
许多人对于反电诈工作存在误解,认为仅仅是在街头发放一些小传单,陪同大妈前往银行进行拦截,或者是给诈骗分子打电话进行斥责,这种认知不够全面。如今的电诈手段以及反电诈手段都高度科技化,咱们不懂行的人看来,甚至带有科幻色彩。
回顾过去,以前小偷盗窃的是纸钞来用于消费,而如今大家普遍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个人收入也以数字形式存在,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数字资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归零?面对这种社会情形,创作者应当如何把握创作方向呢?如果你仅仅局限于研究以往的犯罪类型,那么能够用于创新的素材必然会减少。
澎湃新闻:在你的观察之中,当前市场上是否存在一些刑侦犯罪题材的模板式表达,而这些表达是较为虚假的?
赵浚凯:确实存在。我算是长期从事此类题材的创作工作,平台对我可能较为信任,因此时常会有一些本子推荐给我,或者有别的朋友请我帮忙看看本子。其中有些本子的内容过于悬浮,比如完全不理解中国警察的话语方式,也不清楚中国犯罪分子的真实心理状态,甚至连杀人犯、强奸犯以及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三者之间的细微差别都无法分辨。而且我能够明显察觉到,这些本子的创作者受到了他们所观看影片的影响,而那些影片大多并非国产影片。有些创作者受美剧、英剧的影响,这还算是稍好一些的情况,有些创作者是观看韩剧并将其中的元素生搬硬套到自己的创作里,但是那些作品的风格、内容、人物,很多与我国的国情严重不符。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很多刑侦题材创作者闭门造车,根本不知道的细节。比如在中国,破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破案经费。所以若要创作中国的罪案剧,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情况,积极与各地警察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关系,切实掌握中国真实发生的犯罪事件相关信息。如果没有像我这样的机会去接触这些群体,也缺乏与相关人员建立联系的渠道,那么你至少应当查阅中国的案件卷宗,因为这些卷宗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件情况。但现实中却存在一些创作者,他们既不查阅卷宗,也不与警察或者犯罪分子进行交流、采访,仅依靠阅片量来支撑这类题材的创作工作,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显得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