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宝贝小说在线阅读:顾青裴生殖腔被撞开-王缉慈｜如何定义新的经济全球化
我国曾经融入甚至拥抱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美国所主导的。目前，这种全球化正在崩溃。为了营造国际经贸合作的稳定环境，我国要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而且很多创新型企业已经采取了全球化战略，跨境经营。那么，如何理解新的经济全球化？
我对经济全球化的关注
1985年我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地理系访学，教授建议我研究中国经济特区地理，其背景是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出口加工区，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阅读了关于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论文和EIU（经济学人智库）出口加工区特刊等，这些文献都以1970年代开始的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理论为基础。
全球化是在20世纪最后几年才成为世界流行语的。那时我频繁出国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议，论题之一是“全球化下国家能力是否会空心化”，体会了全球化理论的纷争。
我国为跨国公司离岸外包活动提供了产业载体和发展环境——以吸引外资为主的各类开发园区和出口导向的大量专业城镇。无数外贸加工企业在这些地方集聚，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2004年12月《纽约时报》对中国的专业化城镇进行了报道，称之为“最适合下订单的地方”。国内学者用产业集群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了调研。
我在北大研究生课上引导学生讨论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在《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的第六章和第八章中写了感悟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察觉产业转移。
我认识经济全球化的两本著作
世界畅销书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全球化已将国际竞争场地移为平地。译者何帆先生在“译后记”中清醒地写道，弗里德曼写书是出于对技术的痴迷，但他有些结论过于乐观，有些结论显得天真。技术可以呈指数性增长，但决定历史变迁的是海面下的潜流。当经济全球化速度过快和相应的调节制度没有到位，赢家和输家越来越对立的时候，经济全球化会减退，甚至倒退。
地理学巨著GLOBAL SHIFT论述了“多尺度管制”下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复杂性。所有的生产网络都受到空间上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影响。跨国公司试图利用不同国家管制制度的差异，而国家试图减少这类“管制随意性”。结果是公司和国家各种权力博弈的复杂情形，由公司-公司、国家-国家、国家-公司构成三角结构。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作者彼特·迪肯介绍该书第七版的视频。
全球价值链和自主创新
美国杜克大学格雷菲（G Gereffi）1994年以东亚服装产业为例研究了全球分工，并吸收诸多学者关于电子和汽车等研究成果，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前身），表明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环节在全球空间内分离或整合的过程。为搞清各个环节之间如何作用，2003年提出全球价值链环节之间治理模式。
全球价值链上空间分离的各个环节分别在特定地理区位集聚，形成专业化集群。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地方集群通过全球价值链而联系在一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2-2003产业发展报告》提出，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地方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升级，然而没有自动扶梯，因此需要创新。
改革开放“第一炮”的蛇口、“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圳国贸大厦，以及1992年“开发区热”的情景历历在目。然而，在以GDP增长评定政绩的年代，不少地方曾经把外资企业看作救世主。例如1999年中关村大拆大建而打造“核心区”时盛传一种论调，世界500强前20名的产值比中关村几千家科技型企业加起来的都多，要下工夫把它们引进来。关于自主创新的思路是不清晰的，中国走过“市场换技术”的弯路。
2002年前后，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开始活跃于国内市场。2004年北大陆风教授团队基于企业调研，呈交《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反思了“市场换技术”路线。科技部2005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了自主创新战略。中国创新型企业家成长、创新型企业逆袭和创新集群发展的故事接踵而至；国家竞争力快速上升，举世瞩目。
2006年我在日内瓦获得格蕾菲的报告《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回国后撰写了“我国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和研究的新视角”，认为那些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可能是“专业化陷阱”，对跨国公司有利，但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有限。我国的外贸加工集群既要利用全球联系进行学习升级，又要应对跨国公司对集群的利用与控制。
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白皮书《全球重构：重新定义未来全球价值链》提到，单一全球价值链已经转向全球互联的多个互联而又本地化的价值链；本地生产、本地供应很重要。领先企业已经选择性地将创新战略的研发工作、知识产权和复杂的价值链环节迁回本土。企业必须在多元化和本地化、灵活性和控制之间取得平衡。那些能够快速适应和管理复杂性并拥抱技术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新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领先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又重新引起重视，这是1990年代出现的多学科概念，因为全球化不是凌驾于地方性之上的过程。从营销学来看，全球本地化关注当地习俗和文化，以使产品更好地满足当地用户需求。
当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国内“供强需弱”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之下，迫于“内卷”而选择出海，开辟国际市场，它们选择区位的因素大多是规避关税、分散风险和靠近海外客户。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大学祝波教授发表突围关税迷雾，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企业战略韧性提升，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与企业全球布局实践，界定新的约束条件，为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他说，虽然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布局，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主动出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开拓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我国需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202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政研室发表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以及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所传出的信号是，我国需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合作。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要通过数字化供应链平台，预测需求波动，优化库存管理，统筹经济全球化布局，识别并规避各类风险。龙永图最近在博鳌论坛年会上说，现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成为新一代的跨国公司、新的经济全球化重要角色。
近几年来，国内多位学者都发表了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新观点。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多位学者关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提出“以人为本”的经济全球化。复旦大学宋国有教授认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正从美国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其模式从“美元-制成品”转向“制成品-资源”，治理机制转向新型多边机制；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需解决包容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大国协调等关键问题。黄仁伟最近说明了“全球南方”是逐步取代“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综上，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变了，概念变了，全球价值链也需要重构了。不过，我不同意某些智库把中国企业出海看作“全球化2.0”，不建议把新的经济全球化说成是中国主导的。
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新的经济全球化？仍然需要继续观察和探索。
参考文献
Gereffi G. 2005.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 Jamaica.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何帆 等 译2009. 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 彼得·迪肯 著 刘为东 等 译2007. 全球性转变: 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缉慈 著. 2016, 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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