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表兄妹过年大作战女演员:tcbj.zhiye.com-国博馆刊｜陈介祺旧藏五铢铜范母刍议
钱范是陈介祺（1813-1884）铜器收藏的主要组成部分，涵盖从先秦至六朝的各式陶范、石范和铜范，大约百余件。陈氏所藏钱范大多收入《簠斋吉金录》《簠斋泉范》《簠斋齐法化范集》等谱录。其中，《簠斋吉金录》著录4件五铢铜范母（或称范模），拓本亦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钱范实物现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下文简称“国博”）和故宫博物院（下文简称“故宫”）。根据文献著录，此组五铢范母自道光年间以来经过刘喜海（1793-1853）、陈介祺、张季量（1887-1957）、章乃器（1897-1977）等名家收藏，他们围绕钱范的鉴藏反映出不同时期学界对五铢铸造的认识，体现近代钱币学的发展。本文结合五铢铜范母出土品等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对此组范母重新识别，针对其范面形制、铸造机制等方面展开讨论。
实物遗存与著录情况
（一）国博藏五铢铜范母
国博藏五铢铜范母1件，1962年由张开济捐赠入藏（图一：1、2）。钱范通长14.2厘米、宽8厘米、厚1.2厘米，整体呈圆角长方盘形，其中一短壁外残留立式直浇铸造痕迹的浇铸柄，浇铸柄侧面有近半圆形凹槽。范口平沿外折，范面中央有椭圆柱形主浇道，柱面基本与范口沿平齐。主浇道下端自然向外发散，一级支浇道直接连通近主浇道4枚钱型，钱范四角的4枚钱型由二级支浇道连通。范面共设置8枚阳文钱型，正、背各一列，正面钱型钱文朝向长壁排列。范面四周共有7组用于合范定位的榫卯。钱面型一侧有3个双斜坡体榫头，钱背型一侧为相应的3个双斜坡体卯槽。范面两短壁各有1组榫卯，由于空间局限，榫卯为类双斜坡体。范面四角钱型穿内有2组三棱锥型榫卯，钱面穿内为一榫头，钱背穿内为一卯槽。钱范模印2枚范片上下扣合成组，再层层叠摞制成范包。钱范背面一周有凸棱，中央亦有十字形凸棱加强筋。钱范外观锈色青乌，光泽度较暗。此钱范另配一木质随形套盒。
此范对应《簠斋吉金录》卷六“范三十”（图一：3、4）。钱范正面拓片右下方钤方形朱文印“适庐所藏”。范背拓片左侧钤二白文印，自上而下为“簠斋”“二百范斋藏范”。钱范拓片亦著录在《续泉汇》卷“贞五”中“五铢有柄阳文铜范”一条（图一：5、6）。书中拓片为木板翻印，与钱范实物有所差距，但可根据浇铸柄外形确定。
（二）故宫藏五铢铜范母
故宫藏五铢铜范母3件，1954年章乃器捐赠入藏。钱范一（图二：1、2）长14.2厘米、宽8.1厘米、厚1.9厘米，其中主体部分长13厘米、厚1.1厘米，钱径2.57厘米。钱范二（图二：3、4）长14.3厘米、宽8厘米、厚1.9厘米，其中主体部分长13厘米、厚1.1厘米，钱径2.59厘米。钱范三（图二：5、6）长14.1厘米、宽8厘米、厚1.8厘米，其中主体部分长13厘米、厚1.1厘米，钱径2.587厘米。
图一 国博藏五铢铜范母及相关拓本、著录书影 1.钱范（面） 2.钱范（背） 3.《簠斋吉金录》卷六“范三十”（面） 4.《簠斋吉金录》卷六“范三十”（背） 5.《续泉汇》“五铢有柄阳文铜范”（面） 6.《续泉汇》“五铢有柄阳文铜范”（背）
3件钱范形制与国博藏范相同，只是浇铸柄部分的细节有所区别。范面设置8枚阳文钱型，钱型整体较低浅。钱面无内郭，外缘宽且向内倾斜。钱背外缘内郭齐备，内郭稍窄，略委角。钱文笔划整齐，风格统一，结字接缘、接郭。“五”字交笔弯曲，“铢”字左右结构接近等分，金旁头部为三角形，下部四长点，朱旁上笔稍短，上、下笔均为圆折。同时，钱范表面整体锈色青乌，范面有片状枣红色锈斑，钱范二范面内红锈斑尤为明显。钱范钱型四周残留泥土较多。范面口沿、范背铸瘤有露铜部分，铜色黄褐。
钱范一、钱范二和钱范三均著录在《簠斋吉金录》卷六，分别对应“范廿九”（图二：7、8）、“范卅二”（图二：9、10）、“范三十一”（图：11、12）。书中所钤印章同“范三十”，只是“范卅二”范面页无印，三枚印章全部在范背一页，“适庐所藏”“簠斋”“二百范斋藏范”三印自上而下排布。《秦汉钱范》引用唐石父注1918年影印本《簠斋吉金录》，辑录原书“范廿九”，但将钱范正、背拓片的浇铸柄部分修去。
此外，故宫藏五铢铜范母配一木质长方形套盒，盒盖阴刻刘喜海题跋。刘氏题跋录童钰（1719-1782）诗句，并记录此组钱范来源：“道光庚子春日过洛阳，得此三范合制一椟藏之。”
图二 故宫藏五铢铜范母及相关拓本、著录书影 1.钱范一（面） 2.钱范一（背） 3.钱范二（面） 4.钱范二（背） 5.钱范三（面） 6.钱范三（背） 7.《簠斋吉金录》卷六“范廿九”（面） 8.《簠斋吉金录》卷六“范廿九”（背） 9.《簠斋吉金录》卷六“范卅二”（面） 10.《簠斋吉金录》卷六“范卅二”（背） 11.《簠斋吉金录》卷六“范三十一”（面） 12.《簠斋吉金录》卷六“范三十一”（背）
钱范流转与泉家鉴藏
（一）流转
国博与故宫藏4件五铢铜范母与《簠斋吉金录》“范廿九”至“范卅二”一一对应，均曾是陈介祺的藏品。《续泉汇》著录此组钱范之一（国博藏）亦述及“此范所见凡四，无纤毫异，摹一以概其三。以上二范均与建武范式同，故并附于后，亦皆寿卿所藏”。印证同光年间组范藏于陈介祺，陈氏友人李佐贤（1807-1876）、鲍康（1810-1881）得以对其鉴赏并著书交流。
由故宫藏范配匣刻铭可知，组范中3件原为刘喜海收藏。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刘氏在洛阳将钱范收入家藏。然而，据刘喜海注《古泉汇考》：“道光己亥（1839年）正月九日，余于洛阳市上得五铢泉范五枚，皆椭圆式。其三首上有柄，青绿可爱，近日新出土者。”其中，“三首上有柄”“近日新出土”强调钱范有浇铸柄和出土品的显著特征，与故宫藏范对应，但入藏时间记载有差。结合《古泉汇考》《观古阁泉选序》等记载，道光二十年刘喜海在长安、杭州、京师，其间与刘师陆、鲍康有所互动。特别是道光二十年春，刘氏“得序布三百于长安。十布全备，记以志喜”。因此，故宫藏范应为刘喜海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洛阳购得。咸丰三年（1853年）刘喜海卒于北京，刘氏藏泉与所辑书稿在数年间流散。其中，《长安获古编》《古泉苑》稿本为陈介祺所得，部分钱范也为陈氏递藏。国博藏范或为陈介祺继承刘喜海藏范后，另加收藏的同型五铢范母。又及，自同治三年（1864年）《古泉汇》付梓后，李佐贤于同治九年（1870年）赴潍坊拜访陈介祺，“得观所藏泉范，自周秦至六朝，标新领异，百品有余”，“寿卿慨然以全拓本见赠，余遂欣然有续《泉汇》之志”。进而，至迟同治九年陈介祺已集全4件五铢铜范母。
清末民初，陈介祺藏泉逐渐散出。据《簠斋吉金录》钤印“适庐所藏”可知，陈氏遗藏五铢铜范母拓本曾为邹安收藏，邓实编书时辑录。铜范母实物则分别成为张季量、章乃器的藏品。张季量是近代中国钱币学界的鉴藏家，自清末开始收藏活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中国古泉学会”“中国泉币学社”“上海寿泉会”等。张季量藏泉品类众多，独具特色，泉坛称其“选泉贵精而不求备，所藏颇有逸品异种，未经前人著录者”。特别是在1941年中国泉币学社第35次例会上，张季量展示一件“五铢残铜范”，或与有浇铸柄的五铢铜范母有关联。1962年，五铢铜范母随张季量旧藏4305件钱币由其子张开济捐赠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博）。章乃器是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前后购入各类不同时代文物数千件。1954年1月，故宫接收章乃器捐赠文物1193件，其中包含84件钱币。五铢铜范母应按此递藏轨迹入藏故宫。
（二）鉴藏
围绕此组五铢铜范母，诸位递藏者、鉴藏者对于钱范形制、铸造时代背景等方面均有论述。
1.刘喜海、童钰
刘喜海对于此组五铢铜范母的鉴藏较为直观地体现在木套盒面上的镌刻题跋。题跋所录童钰诗句“赤色金质，炎刘故物。露槃毁，宝鼎沦，甘泉片瓦同席珍”，整体彰显咏物怀古的思绪。“赤色金质”的意象应来自“赤金”。《史记·平准书》载：“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赤金”即铜，属于当时货币体系中最下等级。“炎刘”指代汉朝国祚。西汉晚期将发端战国“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念进一步发展。《汉书·律历志》载：“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汉为“火德”，后世以“炎刘”代称。“露槃”“宝鼎”“甘泉”几个意象均与汉武帝相关。“露槃”即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建造的用以承接甘露的承露盘，作为标榜德政与长生的符号。“甘泉”则是汉武帝仅次于长安未央宫的主要活动场所。“宝鼎”不仅是武帝于水获得的祥瑞之物。元鼎年间，武帝推行系列政令，中央收归铸币权。京师铸赤侧五铢，尔后停铸郡国五铢，统一铸行上林三官五铢。由此，“赤色金质”引申为五铢钱。童钰诗句围绕此五铢范母咏叹武帝时代远去，而钱范古物珍贵。
童钰，字璞岩，又字二树，会稽人（今浙江绍兴），擅诗文、书画，被称为“越中七子”之一。童钰对钱币学亦有一定建树，著钱谱《泉笺》，谱中配有钱币图像。童氏诗句征引与武帝集中铸币权时期有关的意象，或间接表达此范母所处时代应是在三官五铢出现之后。尽管刘喜海与童钰并无交集，但抄录诗句作跋应是对于童氏的鉴藏观点表示认同。结合刘喜海批注《古泉汇考》，刘氏关于“首上有柄”钱范的有关注释出现在“五铢钱范一”条目页眉。翁树培在此书中将西汉至东汉以降的五铢钱范分别论述，“五铢钱范一”著录在西汉五铢钱之后，刘喜海对此条的批注或亦表明其将组范断为西汉之物的意向。
2.李佐贤、鲍康
陈介祺作为此组五铢范母的递藏者，曾为支持友人李佐贤、鲍康著书而寄赠所藏钱范拓本。李佐贤、鲍康对此组范母的鉴赏与讨论见诸《续泉汇》“五铢有柄阳文铜范”一条：
五铢有柄阳文铜范，左右平列八泉，四面在左向左书，四背在右。丁窍左右各四，相对如前。底十字文。上有柄为异。此范所见凡四，无纤毫异，摹一以概其三。以上二范均与建武范式同，故并附于后，亦皆寿卿所藏。寿卿藏范百二十，续编悉补载之。合之前编所收，同人所得，集泉范之大成矣。寿卿续获一五铢阴文铜范版，两行列十二泉，流左有转出之角，有长方孔版角。又有四柱当有合幕版者，背二龙文，均为创见。已据以入录。寿卿书来复疑之，属删去，附记于是。子年云，此范上下四泉穿内有丁窍各二，亦属创见。
李佐贤著录五铢铜范母的论述，指出“有柄”形制是异于常见铜范母的稀见特征。书中仅摹绘组范之一图像的原因是比较4件钱范“无纤毫异”，间接表明成组的4件钱范形制以及铸造痕迹完全相同。4件钱范或为陶质母范铸成铜范母后翻铸而成，可认为是一组同模范。同时，鲍康关注到组范钱型穿内设置榫卯，基于鲍氏有关钱范的认知，这种范面的榫卯分布也较为少见。李佐贤、鲍康并未直接述及组范断代，仅述“与建武范式同”，即钱范形制与底部有建武年款的五铢铜范母相同，应可以视为将组范大致定为东汉早期的遗存。
李佐贤、鲍康对组范的认知是以建武款五铢铜范母作为重要参考品。《续泉汇》中亦著录两件建武款五铢铜范母，同为陈介祺藏品。著录建武款钱范形制：“形长而椭其角。列五铢面背各四，错落相间。左右丁窍各五，亦相间，又相乘。背十字文，左列隶书款二行。”结合书中摹绘图像（图三），建武款钱范与组范形制相似，主要体现在圆角长方盘形，范面中央设置主浇道，8枚钱型分两列排布，范面四周均有榫卯，范背有凸棱和十字形加强筋。钱型“五铢”二字较宽，“五”交笔弯曲，“铢”金旁字头类三角形，朱旁上部圆折走势。然而，建武款范钱型面背交错分布，仅有一级支浇道连通4枚钱型，此外榫卯为半球形，与组范有所不同。
图三 《续泉汇》著录“建武”款钱范
李、鲍二人的著述对建武款五铢范背面铭文考释着重关注，即范背隶书铭“建武十十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围绕其中“建武十十”纪年应释为何年的问题综议。李氏梳理乾嘉时期张端木、蔡云、冯云鹏、翁树培等人著述中有关建武款钱范的内容，提出张端木、翁树培主张“十六年说”不确，认同冯云鹏观点：“今谛审二范，实非十六。《金索》释为十十较妥，且引汾阴宫铜鼎十十枚为证，谓十十即二十也。余按前谱秦权钱有第十十者，亦可互证。”鲍康未采纳“二十年说”，认为应释为建武十七年（41年），引述王懿荣的考释：“廉生云，汉人隶书七皆作十，似十字。而下微向右出小尖。孔庙百石卒史碑，虽大字尚如是其尖钩甚微。今有拓本可证，铜器字小而浅，其下钩易绣（锈）满或范本未足。且经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十。故凡作十十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证之本年皆为七字。”结合《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十二月甲辰……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建武十六年，40年），始行五铢钱”，基于鲍康所述“十七年说”的观点，后世藏泉名家罗伯昭进一步考证钱范纪年为“建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另外，李佐贤注意到“建武款”铭还出现在伪作铜范母背面：“至《金石契》初收货泉范伪，仿此款，后已改正。余又见伪五铢范，亦假此款，竟作二年，不足辨矣。”并且，《古泉汇》中著录一五铢铜范母，形制同建武款范，但范背铭文未摹（图四）。陈介祺在页眉批注：“此余所藏，乃范中之绝无仅有者，不知何以不摹，二乃十十。”李佐贤回应：“新见乃伪拓本，面大背小，背文乃仿真范，字伪刻者未得真范拓墨，故不摹。”虽然陈介祺与李佐贤有关纪年铭文字形的观点相左，但这一讨论对于甄别五铢组范真伪有所启示。
图四 《古泉汇》著录无底款五铢范
3.陈介祺旧藏其他五铢铜范母
《簠斋吉金录》中除五铢组范中4件钱范外（“范廿九”至“范卅二”），另有“范十九”至“范廿八”及“范卅三”至“范卅五”，15件五铢叠铸铜范母，总计19件钱范。其中，“范十九”“范二十”范面设置4个钱型，“范卅五”范面有10个钱型。在“范卅三”“范卅四”“范卅五”的钱型中，其五铢钱文分别具有“五朱（范卅四、范卅五）”“压五压金（范卅三）”特征，结合当前已有研究成果与出土资料，可知属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即所谓“对文五铢（似剪轮五铢）”“曹魏五铢”。其余著录五铢铜范母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各个时期的叠铸范母，范面均有8个钱型。“范二十一”“范廿二”底部有同铭，即“更始二年七月工缑岑刻”。“范廿三”“范廿四”底部均有前文述及“建武十七年”款识铭文。“范廿五”底部为篆书阳文铭“长乐未央，贵如侯王”。“范廿六”“范廿七”“范廿八”底部仅有十字加强筋，无铭文。进一步依据范面钱型特征，“范廿五”之钱文“五”上下两笔较长、交笔屈曲，“铢”之朱部方头折，且面文钱型有穿上半星、穿下半星、穿上一横，符合宣帝五铢的特点（烧沟汉墓出土五铢第二型）。“范廿六”等三件无铭钱范，其钱文整体风格和更始款范接近，“铢”金旁稍大，三角形字头，朱部上端笔意圆润、末笔稍粗，应为两汉之际到东汉初年所作。
陈介祺旧藏诸五铢叠铸铜范母，其中“长乐未央”铭、建武款、更始款等钱范还散见著录或评述于刘喜海《新莽货布范》、吴式芬《捃古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等。此后，“长乐未央”铭、建武款、更始款、无铭钱范及拓本为费念慈、李国松、方若、张䌹伯、陈仁涛、沈子槎、罗伯昭等人递藏，直至入藏国博与故宫。从著述、题跋中可以看出，道咸以降时人有关这些五铢叠铸铜范母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乾嘉时期张端木《钱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以及张燕昌《金石契》等著述。张氏《钱录》等三书中记录友人林令旭之子、周震荣、宋葆醇、王楠等家藏五铢铜范母，特别是建武款范，描述钱范形制并论及东汉复行五铢钱制背景，进而释读钱范铭文。此外，嘉道金石名士张廷济注意到五铢钱范背有“大吉”等吉语铭文稀少，并“余因悟铸半两泉时止行纯面纯背，初铸五铢时尚然。后乃日就巧，便每范泉文始有面背并列，故五铢范泉文已有半面半背”，概括出西汉停铸半两、铸造五铢后，钱型设置的变化。
识别与辨析
近代以来，众人对陈介祺旧藏五铢组范的研究尤其侧重考析钱范铭刻之含义，欠缺对五铢钱范形制演进的把握，仍局限于金石学知识指导下的钱币学认知范畴。下文通过对比各类出土品，将陈氏旧藏五铢组范置于五铢叠铸范变化序列中，对五铢组范及同型钱范进行再探讨。
（一）范面钱型
对五铢组范较为直观的判定特征应是范面钱型的形制。自20世纪50年代《洛阳烧沟汉墓》对五铢钱进行科学分型，五铢钱形制演变已经明确清晰。五铢组范的钱型直径范围在2.57-2.59厘米，外缘仅略高于钱肉并向心倾斜，面穿光素无上横，亦无穿下半星，与烧沟汉墓出土第三型、第四型五铢形制一致。钱文“五铢”二字，字迹规整但铸造略微模糊。“五”整体较宽，交笔屈曲，末端与横笔近垂直。“铢”左右两部近等分，金旁字头为三角形，下方四点稍长，朱部字头圆折，笔划两端较细。组范的钱文书体与烧沟汉墓第三型以后五铢的明显特征相同，并且钱文铸造精细不足，钱文整体较浅，更与第三期后期、第四期铸钱渐滥的状况吻合。由此，从组范范面钱型的角度判断，可认为组范的铸造年代大致处于东汉中期至东汉晚期。
范面钱型的排布方式也是识别组范铸造年代、地域等信息的重要依据。组范设置钱型8枚，正、背钱型各4枚，单独成列，且正面钱型钱文统一朝向范壁长边。梳理东汉五铢钱范的出土品、拣选品，其中设置8枚钱型的叠铸铜范母并不多见。1958年河北石家庄废品站拣选一件五铢钱范，形制、铭文与传世建武款五铢铜范母基本一致。8枚钱型分两列，正背面钱型相间设置，中间钱型钱文向外，两端向钱范圆角（图五）。1984年6月四川西昌日杂站废品仓库拣选一件残缺东汉五铢铜范母，钱范为圆角长方形，范面两列钱型，每列正、背各2枚，一列正面钱型居中，另一列相反。居中钱文均向钱范短壁，两端钱文方向与钱范圆角切线平行（图六）。1977年安徽潜山彰法山出土两件同模五铢铜范母，由钱型直径2.6厘米且钱文“铢”之朱字头圆折来看，出土钱范当为东汉制品。两件钱范为八角四方形叠铸范，范面4枚钱型，两正、两背对角垂直排列，钱文方向相背（图七）。1995年7月河南南阳冶铸作坊灰坑内出土5件五铢铜范母,遗址年代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出土钱范中有钱文“铢”金旁四点长，朱部字头微圆折，钱范年代或为更始至东汉早期。5件出土钱范形制均为八边形，范面设置6枚钱型，正、背相间，钱文朝向两枚相同，一枚相背（图八）。
图五 河北石家庄拣选五铢钱范
图六 四川西昌拣选五铢钱范
图七 安徽潜山出土五铢钱范
图八 河南南阳出土五铢钱范
基于出土钱范，陈氏旧藏五铢组范的钱型排布与铸有8枚钱型的圆角长方形铜范母比较，钱型均设正背，4枚一列，但正背钱型排列方式和钱文朝向有较大差异。进而，与4枚、6枚钱型的八边形铜范母相比,钱型排布也未有相似特征。不同的是，剪轮五铢、曹魏五铢叠铸铜范母的钱型分布和组范有一些相似点。河南曾拣选一件圆角长方形曹魏五铢铜范母，范面8枚钱型，正背各四，且正、背各成一列，钱文全部朝向范短壁（图九）。陕西西安征集2件剪轮五铢铜范母，一件范面10枚钱型（图一〇），一件为12枚，均为正背钱型单独成列，钱文朝向统一。由此，组范的钱型排布方式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叠铸铜范母更为接近。
图九 河南拣选五铢钱范
图一〇 陕西西安征集五铢钱范
（二）铸造机制
当前研究认为，叠铸工艺起源于西汉半两钱，武帝时期铸造郡国五铢的铜范母出现背面钱型和榫卯结构，进而自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至东汉时期叠铸工艺成为铸钱业的主流。另有研究则提出王莽改制前不存在榫卯扣合叠铸，应是始于王莽第三次改制，并在第四次改制后全面推行。鉴于此，陈氏旧藏五铢叠铸组范因其齐备繁复的浇道和榫卯设计，应是出自东汉叠铸技术成熟的时代。
组范的范面中央为主浇道，一级支浇道连通两组正背钱型，二级支浇道连通距主浇道较远的两组钱型。组范浇道设计类似块范铸钱的“分流分铸”形制。前述河北石家庄拣选建武款范、四川西昌拣选五铢残范的范面浇道是由中央主浇道分出4个一级支浇道连通两组正背钱型，4枚钱型外缘分别与钱范四角钱型外缘连通。浇道设计为仅有一级支浇道，以钱型外缘代替二级支浇道，呈“分流直铸”样态。河南拣选曹魏五铢钱范的范面中线上各有一主浇道，各自分出4个一级支浇道连通两组正背钱型。陕西西安征集剪轮五铢钱范中，8枚钱型钱范的浇道设计为，中央主浇道分出6个一级支浇道，连通范面中部3组正背钱型，二级支浇道连通远端两组正背钱型。12枚钱型钱范的浇道设计则是主浇道分出两条一级支浇道，再各自分离6条二级支浇道连通3组正背钱型。可以看出，组范的浇道设计与东汉晚期以后的剪轮五铢钱范相似程度更高。
组范的榫卯设置独具特色，不仅榫卯数量高达7组，同时具有双斜坡体、类双斜坡体和三棱锥等多种类型榫卯，还将榫头、卯槽分列钱范两侧，且两端钱型穿内各设一组榫卯。既往研究发现，郡国五铢叠铸范最早出现的榫卯以长方体为主，西汉中晚期更多使用双斜坡体。新莽时，早期以三棱锥体为首选，尔后半球体成为主流设计，延续至东汉时期。亦有认为长方体榫卯并设4或6枚钱型的叠铸范可能是更始至建武十七年间地方铸造的遗存。前述河北石家庄拣选建武款范设有5组半球体榫卯，近钱范长壁侧3组，短壁侧2组，榫头、卯槽相间排列。四川西昌拣选残范的范面现有3组榫卯，其中短壁侧长方体卯槽，长壁侧两组三棱锥形榫卯，榫头、卯槽分列两侧。河南拣选曹魏五铢范的范面设5组三棱锥榫卯，其中范长壁两侧有3组榫卯，榫头、卯槽分列，范面四角钱型穿中共有两组榫卯。陕西西安拣选12枚钱型剪轮五铢范设有三组半球体榫卯，榫头、卯槽分列钱范长壁，贴近两钱型之间。又及，上海博物馆藏一曹魏五铢叠铸铜范母的范面设有8个钱型，正、背钱型分两列排布，正中一主浇道，2组三棱锥榫卯位于范面四角，正面钱型穿内为卯槽，钱背为榫头（图一一）。由此，基于组范的榫卯形制，7组榫卯中较多的双斜坡体是西汉中晚期常见类型，而非新莽时期以后叠铸工艺成熟后的主流形制。此外，三棱锥榫卯是王莽钱范流行的形制，但是钱型穿内设有三棱锥榫卯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铸钱出于节省范片空间发展而来的特别设计。榫头、卯槽分列范面两端的形制，亦见诸东汉晚期以后的各式钱范。组范的榫卯形制与分布方式复杂程度较高，难以确定铸造年代。
图一一 上海博物馆藏五铢钱范
（三）存疑
陈氏旧藏组范的范面钱型与铸造机制尚存在一些疑问和多种可能，影响对组范真伪、性质的辨别。
首先，范面钱型的形制大致属于东汉中叶以后，排布方式更接近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钱范铸造机制的浇道设计也与东汉中晚期多见的剪轮五铢铜范母类似，即一级支浇道连通中心钱型，二级支浇道连通远端钱型。但是，组范的榫卯形制与分布融合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甚至更晚近的特征。因此，基于组范的综合型榫卯和范面钱型，或可将其视为一种东汉中晚期叠铸钱范进一步发展的制品，具有过渡和尝试的性质。
其次，从组范自身的铸造特征考察，组范的4件钱范其范背均有位置相同的铸瘤和凸痕。同时，范面出现裂纹样凸痕，但4件钱范出现的位置不同，或为铸造铜范母使用的陶质母范有微瑕。进而，组范的制作流程可能为使用母范先铸造其一铜范母，再进行翻铸，最终呈现4件同型铜范母，但不能完全排除后世伪作。另外，组范的4件钱范全部保留母范立式浇铸的浇铸柄。检视两汉各式钱范，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次布九百陶母范，《新莽钱范》著录陕西西安出土更始铭残叠铸陶母范（图一二），可见范短壁一侧有浇铸口。新莽时期叠铸工艺高度发展，常见使用陶母范铸造叠铸铜范母，因此组范浇铸柄位于钱范短壁外侧，从铸造机制来看并无不妥。但范母的浇铸柄均未经打磨去除，且与钱范本体的光素状态显得不甚协调，似乎缺乏一定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辨析。
图一二 陕西西安出土残陶母范
再次，从组范实际铸钱的可行性来看，范面钱型整体铸造较为低平，钱文清晰程度不佳，由此模印范片，制作范包，再浇铸的五铢钱恐怕质量过于低劣。东汉中晚期铸钱日趋泛滥，组范的铸钱功能也大致符合时代背景，或许存在地方私铸钱范的可能。
余论
陈介祺旧藏五铢叠铸铜范母，自道光年间刘喜海初见，李佐贤、鲍康等人评鉴，直至张季量、章乃器递藏，从中得以窥见晚清以降对于五铢钱范和铸钱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本文着重研究范母的铸造年代，以及五铢铜范母本身的形制特征，并基于建武款五铢铜范母，考察东汉五铢铸行背景。此外，利用当前所见各类五铢铜范母的出土品、拣选品等材料，辨析陈氏旧藏组范的范面钱型与铸造机制，为厘清钱范类型演化和辨析铸造机制提供参考。由上述研究可见，泉家鉴藏著述与科学考古资料相结合是深度认识传世钱范的有效方法。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钱币与发掘品库老师支持，特表谢忱；并谨以纪念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德义先生九十诞辰。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1期，作者吴倩[故宫博物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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