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评《中国“马达”》｜融古通今谈“小资”
《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美]葛希芝著，马丹丹等译，石峰等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432页，89.00元
人类学家讲历史
《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葛希芝在上个世纪末（1997年）出版的一本作品，今年出版了中译本。虽然是近三十年前的旧作，但谈论的题目放到当下，还有不少启发。
那么她在书中讨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谜底已在谜面上，问题已经明明白白写在副标题里了，中国有一千年的“小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个时间差不多就要从北宋开始算起了。何谓“小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小资”，这是葛希芝发明的一个概念，用以指代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类似资本主义的古代生产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详谈。
她之所以起这么个题目，大约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挑战马若孟、岸本美绪、黄宗智等学者有关“明代晚期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传统观点。葛希芝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仅限于明代中晚期到清代早期，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历史时期。还可以向上向下继续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比如清代中后期之前，再比如宋代。这就是本书讨论的起点。
第二层，之所以选择宋代，而不是唐代或者元代，来自一种汉学人类学的传统范式。这种范式将宗族的普遍出现与北宋末朱熹的一系列观点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讨论这种范式是否过时）。考虑到作者强调宗族与小资本主义的联系，所以以北宋开国取整，满打满算差不多就是一千年。
第三层，则是体现了当年全球史流行的一种潮流。比如，和这本差不多一个周期出版的贡德·弗兰克主编的那本《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两本书的标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范儿”，都是要从更大的、连续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
明白了这三层意思，我们至少可以不用纠结，为什么是一千年，而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两百年。这里包含了一定修辞的成分。
理解本书的标题之后，作者是否完成了标题所设定的目标呢？我们可以接下去细读一下。
小资本主义与贡赋制
现在，我们可以专心讨论书名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小资本主义”了。它的全称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the petty-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简称“小资本主义”（PCMP）。这是葛希芝在书中特别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用以和另一个早已成为业内共识的概念“贡赋制”（tributar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即TMP，区分开来。
要理解“小资本主义”，首先要明确“贡赋制”。葛希芝在书中引用的定义来自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后者提出，“主要生产者……被允许得到生产资料，同时国家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从他那里榨取贡赋”。“所有前资本主义的、有阶级组织的社会形态，都可以被合并起来，归入一种贡赋制生产方式的大类，这样这个术语就以其高度的概括性适用于理解所有古代农业国家和封建制度。”
埃里克·沃尔夫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简言之，就是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通过强制力向被统治者征收赋税，这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前身。区别在于，古代贡赋为统治者所支配（民众有义务而统治者没有责任），现代税收（理论上）则通过各种公共服务将税款还之于民，政府扮演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中介角色。
按照这种解释，“贡赋制”是现代社会出现之前，所有古代社会共有的社会运行机制，直到出现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但以葛希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于十八世纪出现于英国之前，并不是“贡赋制”一统天下的时代。还有一种“小资本主义”在暗中流行。她认为“西方的学者们忽视了中国的例证，尤其是1800年之前的中国：商品生产随处可见，却很难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生产要素”。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葛希芝认为，在一千年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古代生产者，生产出了数以千万计的茶叶、大米、糖等农产品，和盐、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加工品，建成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繁荣市场和城市。这样的成就怎么能仅仅归入贡赋制生产的行列，而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毕竟，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也不过是一些纺织业或糖、可可、蓝靛、橡胶之类初级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于是，“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葛希芝在本书很大的篇幅（接近五分之三，十章中的六章）里，都致力于解释小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的运行。这里，她充分展现了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授业的汉学人类学家的专业修养，将宗族制度、（不利于女性的）婚姻制度，以及民间宗教作为“小资本主义”流行的基本原因。并最后总结道，“东亚小资产者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亲属关系形式，这种形式使得长辈对晚辈、男性对女性的剥削非常严重”。
当然，葛希芝所提出的小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限于解释古代中国的繁荣。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它也为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就提供了一种解释——成也“亲属关系”，败也“亲属关系”——彻底回到了我们熟悉的人类学路径。那么，人类学赋予她的洞见是否真的有助于洞悉中国社会在过去一千年中的发展轨迹呢？
“资本”是什么
从一个非常小且不常见的切口（亲属关系）来深入一个庞大的主题（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的确像是一个人类学家的手笔，但不是我们熟悉的套路。毕竟，从政治-经济角度介入更加常见。
不过，葛希芝已经成功做了这些尝试。为了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而不是复述内容）我们先要从本源上理解一下资本。不用担心，这里的讨论没有复杂的术语和概念。只有一些非常日常的场景假设。这个假设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假设某人工作一天得到报酬一百元。TA可以选择（1）省吃俭用，每天维持最低开销十元，剩下九十元。也可以选择（2）做一个日光族，全部花掉。第一种情况下，TA到月底可以省下两千七百元（每月按三十天计）；第二种情况下，TA到月底就成了啥都没剩下的月光族。
这两千七百元就是TA的资本。在第二个月的时候，TA可以选择继续攒钱，也可以把这些资本投资买一辆电动车，兼职或全职送外卖，成为自己的雇主，尝试让自己获得三百/天这样更高的收入。
假如一切都顺利的话，TA可能在有生之年，通过一次次积累资本，重新投资的过程，尝试过多种职业，并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声誉。在步入退休之前，TA可能最终拥有自己的店面，甚至开出了分店，以此养育众多家庭成员。
（第二部分）假设这个辛勤的劳动者没有把这每月两千七百元的启动资金留给自己，而是上交给了某个名义上的供奉者。在葛希芝这里，可以是宗族集体，可以是女性劳动者的男性家长，也可以是民间宗教组织的负责人。那么，这个集体或者组织成为了更大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以集体的面貌从事生产或商业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版本，而更像是一种地方版/迷你版的“贡赋制”。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称作“小贡赋制”呢？
这样一种被大量集中的资本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就像民间智慧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不过三代”。随着第一代资本积累者的老去，资本会在TA的若干继承人间进行分割，从而凭借个人能力再次启动新一轮积累的过程。宗族集体的新陈代谢同样如此。同理，在真正的“贡赋制”下，我们也会看到古代王朝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
这么看来，葛希芝所谓的“小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一种中国特例，而成为古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尤其是从跨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举出无数南亚、非洲、欧洲的案例），宗族、婚姻、民间宗教这些要素，是几乎所有人类学研究样本中都必不可少的主题，这些机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表现早已有目共睹，甚至不需要加上功能主义的解释。
葛希芝
通俗的“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再看《中国“马达”》或许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有的分歧，都始于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认识。
由上面的假设可见，积攒了一定数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小）资本主义的出现。因为这些资本可能是宗族、婚姻或民间宗教团体，从组织成员那里征收来的，也可能是个体生产者自己“卷”自己，攒下来的。那么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产品，无论是茶叶、大米、糖等农产品，还是盐、瓷器、丝绸等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都不表示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的雏形。
否则的话，从汉代《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录下来的那“乌氏倮”“巴郡寡妇清”之类的成功经商的案例，都可以加入“小资本主义”的行列，那这个“中国马达”似乎又可以再加上一千年的历史。
一句话，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不在于用于投资增值的资产（不论是自己攒下的，还是剥削他人而来的），而在建立于现代运输网络基础上的多边贸易。
简单讲，航海大发现之前的古代社会都处在一种二维世界的支配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把商品卖给地缘上直接接壤的那个邻居。这使得盛衰交替的历史周期必然出现，最熟悉的例子，唐朝把丝绸卖给回纥，回纥把马卖给唐朝。双方互为对方的唯一大宗买家。先是回纥繁育大量马匹向唐朝倾销，唐朝位于江淮的丝绸产区来不及生产，发生叛乱。而回纥由于得不到丝绸维持草原的平衡，也被其他部落打败。唐朝和回纥因“丝马贸易”建立起来的繁荣国家，双双走向衰亡，白居易的《阴山道》就讲了这样一个事实。
而航海大发现之后，世界不同地区以一种三维的方式重新连接。理论上，一个港口可以和世界上任何港口发生贸易往来。也就是说，生产者不再只有一个大宗客户（邻居），彼此保持荣损相依的局面。一个生产者可以同时拥有“无数”的客户，反过来，客户也不限于单一的供应者。这使得被商品连接的两端的生产者，都从二维世界里那种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中解放了出来。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保持了若干世纪繁荣的原因。我们可以回到工业时代的英国，倒不是机械动力生产了源源不断的布料，而是航海货轮不休不眠地将这些产品送到了三维世界的每个港口，并换回了当地的产品。是商品的流动为生产扩大化提供了稳定的资本，至于其中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剥削的成分，则是另一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宋代，还是明代的商品生产的繁荣，本质上还是伴随了航海业的发展。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化，激励了宗族、家庭或民间宗教组织，也将成员无偿贡献的“贡赋”投入到了瓷器或丝绸的生产。而随着南宋灭亡或清初海禁，航海业的衰退，也使得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小资本主义，走向陌路。
人类学还是经济学？
因此，坦率地说，葛希芝意义上的小资本主义，或者说“小贡赋”制度，其实是古代社会周期性发展的产物，它是当时有限对外贸易的结果或附带产物，而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宗族、家庭或民间宗教团体对成员个体的剥削，在任何（前）现代社会都能找到，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们或有不同的表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不具备发展、继承关系。
最后，肯定每个读者对资本主义或小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或许更应该从经济学家那里学习更多有关生产和消费的知识。毕竟，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对“行为科学”所下的定义出发，我们都是组成这个体系的五个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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