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之风吹拂在中原乡土，霍猛在《生息之地》完成进化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获奖影片《生息之地》，其创作团队几乎都来自上海。《生息之地》影片的第一出品方为上影集团，导演是2021年加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霍猛。该片是导演霍猛继《过昭关》之后又一部寄托乡土情怀的力作，从少年成长视角观察乡村变迁。
继《过昭关》在国内各大影展揽获各类奖项之后，《生息之地》首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并直接摘得最佳导演银熊奖。如果说《过昭关》曾因其非职业演员表演的生硬和创作意图的刻意被诟病，那《生息之地》则在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实现了一次电影层面上的全方位进化，展现了一个家族如何在一个充满变革的历史节点上，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面对往常的生命循环。
《生息之地》海报
《生息之地》与《过昭关》共享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小男孩的视角来观察从历史中幸存的乡土生活。在《过昭关》里，被送回乡下过暑假的小男孩同爷爷一起上路，寻找爷爷曾经在劳改农场患难与共的兄弟。影片通过这样一场公路之旅来重新审视绵延千年的乡土人情，审视历史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印记——衰老、失语或病疾。抵达卧榻旧友的两分钟里，影片也短暂地抵达了对历史的深情追忆。历史，我们只能从爷爷的口述之中，从它对个体日常的余震之中窥见冰山一角。它从未在影片中显现自身，它盘踞在画外与话外，却时时刻刻侵扰着银幕中的当下。实际上，画面中我们所见的一切即是历史，即是历史的延续：“那爷爷的爷爷还有爷爷吗？”“那当然了，要不咱从哪儿来啊？”《生息之地》也延续了霍猛对历史、家族绵延的关注，但它的野心在于选择与浩荡的中心站得更近，将时间拨回农村现代化方兴未艾的1991年，试图将部分历史事件重新框入画内，将《过昭关》中的地理跨度改写为时间跨度，谱写成一部农村家族史诗。
导演霍猛
无可否认，霍猛延续了第五代电影中的一些角度和元素，但也正是“延续”而不是“弑父”，将霍猛的影片与第五代电影区别开来。在霍猛的影片中，父子相继是一个土地之上的事实，而不是“历史循环的悲剧”（戴锦华）。他所做的只是强调这个链条的存在，然后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有了来路。如果说第五代导演曾经需要依靠其叛逆的风格追求、犀利的历史表达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一席之地，那么这些在《生息之地》中都不是主要角色：对群像的丰富调度和细节的精准捕捉将农村生活本身托举为主角，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依托生活的表达占了上风。影片被生活流式的日常琐屑填满，并以红／白民俗仪式作为节奏标点。长镜头（段落镜头）和连续的摇镜贯穿全片，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大幅强化。而在连贯真实的时空中，每个动作、每个仪式都包含着它的历史。一条段落镜头中的精彩演绎便戳破了传统文化中礼节或仪式的表演性。
《生息之地》剧照
近些年来，光柏林电影节就有好几部类似乡土题材的电影入围。同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生息之地》没有把问题简化成某种清晰的二元对立，霍猛镜头里的村民立体且复杂。《过昭关》中的卡车司机坚持认为“这路上就没好人，都他妈坏着呢”，最后还是被爷孙俩留下的象征纯良的小风车逗乐了。《生息之地》则对传统的婚嫁习俗和传宗接代发起诘问。白事哭丧引人发笑，红事婚庆反倒成了影片中最惊悚的段落。小男孩徐闯作为家中唯一的识字读书人想要呼喊些什么。
即使是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也有亘古不变的东西。《生息之地》用冷静耐心的目光，内敛朴实的风格，观察改革之风在农村引起的波澜，以及四季和生死的轮回。影片结束于一个缓慢拉远的无人机航拍镜头，我们望着镜头第一次渐渐远离土地，一种“不合时宜”的现代感扑面而来的同时，影片也巧妙地把历史的链条与今天扣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