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的女主角有哪些:安安老师糖心vlog资源文件-戴逸逝世一周年丨行龙：毕生精力在清史——戴逸先生与清史研究
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戴逸
公元2024年1月24日，戴逸先生与世长辞。这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清史研究的重大损失。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1]这是戴逸先生的自我告白，也是一个生命告白。
一、清后期史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有清一代的历史分作前期史和后期史。
戴逸先生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随后便进入清代后期史，即所谓“近代史”研究。他说这是“逆向回溯”。
1946年深秋，20岁的戴逸从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转学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一个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变成一个文科生。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郑天挺为学生开设明清史课程，校长胡适讲授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第一讲，著名史家陈垣讲授史源学，向达的隋唐史、邓广铭的宋史、杨人楩的西洋史、邵循正的元史、赵万里的目录学等等，个个特色鲜明，学养深厚。年轻的戴逸与郑天挺教授“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关系”，郑天挺曾借给戴逸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为课外读物，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戴逸花了很长时间，读了半部《明史》。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也使他开始领会到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1948年，戴逸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易名戴秉衡为戴逸，与胡华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相遇相识。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是一座革命的熔炉”，27岁的胡华是校内最年轻的教师，也是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的组长和著名的党史专家。戴逸在此与胡华共处三年时间。胡华对年轻好学的戴逸很是器重，他曾借给戴逸解放区新版的《毛泽东选集》让其通读，大礼堂报告时戴逸是他板书的助手。帮胡华找资料、起草文稿、讨论写作都是戴逸乐此不疲认真从事的事情。1951年3月，在胡华的指导和帮助下，戴逸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由新潮书店出版。
为什么是“演义”？戴逸先生在《后记》中写道：“目前书摊上留有许多仙佛鬼怪、飞剑侠客之类的小说在盛行着，较长的新型通俗小说还不多。我尽量使这书通俗化，希望它能在这方面起一点作用。”而通俗的演义并非凭空臆造，“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用通俗演义的形式把这些事迹介绍给读者们。它虽是一本演义，但除掉小段的对白与某些场面的描写之外，大多是根据书籍、报章、杂志的记载，不是凭空臆测来的”。[2]全书一个“楔子”三十回，从“日本强占东北”到“大反攻”，以演义的形式娓娓道来。本书出版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不过两年，对普通民众了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奋不顾身与日本帝国主义顽强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抗战中许多英勇慷慨和可歌可泣的事迹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此书甫出，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销行颇广，甚至好几个省级广播电台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连续播放，受众面十分广泛。
几乎与此书相伴而生的，是1951年4月由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本书“是为了帮助研究最近三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同志们，解决找参考资料的困难”。书分“重要历史文献与论著”和“史实补充”两部分，文献与论著部分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此书对于新中国初期在全国开展的党史和革命史学习教育，以及《毛泽东选集》的学习，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与前书一样，此书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数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在胡华的提议下，以三人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4]
1950年10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学。1952年，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一分为二，原有的历史组单独成立中国历史教研室，戴逸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秦汉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中国近代史“几乎不被承认是一门学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寥寥无几，资料也十分缺乏，备课和研究中需要阅读线装本。虽然“有米可炊”，但炊之有难。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戴逸承担了为中国历史研究班的中国经济史班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任务。阅读史料，思考问题，认真备课，登坛授课，而立之年的戴逸废寝忘食地在近代史领域探索行进。
1954年，“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5]此年，《历史研究》在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接着，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相继发表文章，或讨论或提出新的看法，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展开。
戴逸先生也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文章首先归结三种不同的分期标准，即：“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从而将近代史分成七个时期（胡绳）；“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从而将近代史分成四个时期（孙守任）；“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从而将近代史分成五个时期（金冲及）。他明确指出：“在分期标准上，我基本上同意第一个建议，不同意后两个建议。但我对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与胡绳同志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我也不同意七分期而建议把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接下来，文章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的问题，并对金冲及、孙守任提出的分期标准进行商榷，进而提出“革命形势的三个阶段和划分三个时期的建议”。
戴逸先生划分的近代史三个时期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73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共30多年；从1873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订立，将近30年；从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将近20年。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究分期问题，文章对三个时期（阶段）形势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又做出了进一步说明。[6]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这场有关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对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之前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就是一个悬而不决的公案，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从未有人提出过，甚或认为近代史够不上一门独立的学问。科学地解决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对于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明确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于编写中国近代通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基础准备工作。现在看来，这场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线索的讨论，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得出的结论也未必全面准确。即如当年发起这场讨论的胡绳在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0年版的序言中讲到的那样：“在20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7]无论怎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前辈们有关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不能抹杀的。
自1954年起，戴逸先生连续几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班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教研相长，教学实践中，他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产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经过两年半时间的勤奋写作，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余万字。称其为“稿”，是因为它是“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的讲稿扩编而成的”。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是新中国建立后少有的中国近代通史教材（虽然叙事至太平天国），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教材。因为，之前虽有郭廷以、蒋廷黻、罗尔纲、陈恭禄、李鼎声、李剑农等著名学者对近代史不同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可惜尚无一本全面系统而简明的近代史教材可供历史专业的学生阅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在延安写成的，初版于1946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初稿，是1947年下半年在香港写成的，“本书对于所要处理的主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予说明”。[8]戴逸先生的这本《中国近代史稿》成为解放后少有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20世纪80年代仍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书目。
《史稿》第一卷共五章，叙事自“1840年以前的世界与中国”至“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与之前的各种中国近代史著述比较，是一部综合而全面的近代史著述。它不仅注重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分析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且由此展开，论述这个阶段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国与世界，地主与农民，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都在他的笔下一一展开。本卷不惜笔墨地铺陈太平天国酝酿、高潮、内讧、衰落的过程，给予太平天国以足够的分量，并对其性质、失败原因、历史意义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农民战争，又是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不同观点，本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对于某些将太平天国的组织、制度、思想和人物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镶上“资产阶级性”的花边，特别是对于手工业工人在太平天国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使太平天国似乎有点像无产阶级萌芽分子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显然也是不适当的。[9]再如，如何区分白莲教和天地会的性质，史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书通过对两者组织成员、组织形式、传布地区的比较，鲜明地指出：“白莲教和天地会传布极为广泛，两者都是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异族统治的组织，但白莲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组织，而天地会则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结社的人，总是用‘反清复明’等反满斗争来解释天地会的发生发展，这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不仅忽略了天地会在反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而且也忽略了中国封建末期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只有注意到天地会出现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才能正确地理解近代秘密结社发展的全貌。”[10]当然，这些问题至今难说有统一的看法，但这种坚持学术争鸣的精神是值得尊重的。时评认为，《史稿》第一卷“以较大的规模，全面而有重点地叙述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欢迎的”。“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著作。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它将是一种很有用的参考书。”[11]
1958年《史稿》第一卷出版后，直到1964年才完成了40多万字的第二卷。戴逸先生说，第二卷是在“杂乱而繁忙的环境中”写成的，忙乱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卷的内容包括“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三大事件，与第一卷同样五章（即第六章到第十章）。其间，各地反封建反侵略斗争、反洋教斗争、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甲午战争中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改良主义思想、经学、史学、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等等，问题复杂而资料分散，“遇到一些难下判断的问题，往往徘徊踌躇，终日不能下笔”。[12]在我看来，虽然第二卷的写作比较困难，但其对历史主线的把握和运用仍然一如前卷。尤其是对奕䜣和慈禧的矛盾斗争和洋务集团、清流派的兴衰历史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叙述和议论。以清流派而言，作者从中国历史上的“清流”政治现象说起，从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中叶的清流，到80年代中叶清流派和后党之间的斗争逐渐激化，再到甲午战争前后帝党和后党的斗争，节节递进，叙论结合，于繁杂的历史事实中给人以精炼明快之感。尚可注意的是，时当19世纪70年代，“清流派”刚刚兴起的时候，华北广大的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清流议政的焦点是眼下灾荒的严重性和赈济的办法。本卷“外国侵略者下的中国农业”一节下，特设“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一小节，对光绪三年丁丑和光绪四年戊寅（1877—1878）的“丁戊奇荒”进行了叙述，并有“黄河、长江流域十二省受灾州县数目示意图”，举例《申报》所载《山西饥民单》及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书札等资料，说明灾害之凄惨。作者指出：“‘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这表明：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凶猛暴虐、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毫无防卫的能力。再加上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政府腐败，无力赈济，亿万无助的人民遂陷入无边苦海，后世的中国人应该牢记这段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13]
二、清前期史
戴逸先生是贯通清前期史和后期史的清史专家。
《中国近代史稿》两卷完成后，20世纪70年代，戴逸先生又写成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第一章作者王思治、最后一章作者罗明），本书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说：“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
有关本书的写作过程，戴逸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谈道：“《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写作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明显具有政治性。写作之时，我也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静的客观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当时，苏联方面公布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谈判使臣戈洛文详细的日记；我国翻译了充当中俄谈判译员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又从故宫查找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因此，我得以详细地展示关于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在古代史方面，由于史料不足，许多重要事件的真实细节鲜为人知，像尼布楚谈判那样生动而具体的情节，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14]这里所说的“中苏边境冲突”，即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外交部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作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研究课题。”虽为应时之作，也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但论从史出，论证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东段边界线已作了明确规定的史实。书后附录一“史事记”罗列自唐玄宗先天二年（713）至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1689）有关史事，附录二《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汉译本、满文汉译本、俄文汉译本，[15]均为得当，用意自见。
编撰《清史》，是新中国成立伊始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事情。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周扬召集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时任人大副校长的郭影秋担任主任，戴逸是七位委员中年龄最小的。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980年戴逸任所长。按照郭影秋校长“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的建议，戴逸先生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集体编写，戴逸主编”。书分上下两册，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戴逸先生写道，本书“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16]
《简明清史》共十六章，内容起自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落笔讫于1840年前夕罪恶的鸦片贸易。全书插图99幅，图文相间，增进观感。这样一部研究清前期史的简明读本，可以与坊间流行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相衔接，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即可通观全览。应该说，《简明清史》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阐释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专著。它的问世，不仅有填补之力，更有衔接之功。有关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清前期社会经济，清朝中央集权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17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及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内容在书中一一得以展现，给人一种全面贯通之感。作者在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上观点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本书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满族的直系祖先、原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早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家内奴隶制过渡到庄园奴隶制。占领辽阳、沈阳广大地区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随着满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的农奴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17]在满汉关系问题上，本书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实质上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它整个统治期间，满汉地主之间的联合是主要的、经常的，矛盾是次要的、暂时的。这一点正是清政府能够维持统治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主要原因。”[18]在我看来，《简明清史》是那个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最为全面贯通、最具代表性的清前期史著作。
《乾隆帝及其时代》是戴逸先生的“第四部代表作”。本书199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2008年又出版了插图本。为什么要研究乾隆帝？戴逸写道：“人物和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物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物的思想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时代性，他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当然杰出人物也参与、领导和塑造了时代，给时代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19]我的一个不太有把握的理解是，对乾隆帝的研究是把握清前期史的一把钥匙。乾隆帝享年88岁，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长寿的，又是一个在位60年（1736—1795）的皇帝。重要的是，乾隆时期，清王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时当18世纪后60年，人口猛增，经济发展，国库充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边境得以巩固，疆域版图由此奠定，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是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叩关而至，盛世的光环中影照着日渐迫近的危机。乾隆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18世纪后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历史时期。研究乾隆帝，既是研究人物，又是研究时代。以人物来理解时代，让时代来解释人物，正所谓“知人论世”。
《乾隆帝及其时代》有一个很简短的前言，作者写道：“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但总览全书，毫无散乱之感。本书第一章“概述”统括全局，接下来的家庭和读书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北京城市建设、人物等八章，徐徐展开，部勒有序。乾隆帝的祖父、父亲、生母、兄弟、老师、同窗、读书、田猎、娱乐等家庭和个人生活；“宽严相济”的统治政策、选人用人的驾驭术、皇后之丧引起的政治风波；军事上的金川战争、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平定回部、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经济上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耕地面积的扩大、人口数量的增长、灾害与赈灾；文化事业上《四库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的比较；对外关系中的闭关政策、中英关系；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三海、三山五园、圆明园、大观园；最后人物中的福康安、曹雪芹、香妃。选题中既突出乾隆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宏大叙事”，又不失那个时期乾隆帝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以及大众乐见的清代北京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曹雪芹、香妃的故事。我说这是一部“不朽之作”，[20]不仅意在其研究乾隆帝及其时代的宏阔之势，也在于其纷纭繁杂中取其重点的史家慧眼，还有那严密考据与优美叙事的结合。
除了这部《乾隆帝及其时代》，这个时期，身肩清史研究所所长的戴逸先生，组织清史研究所甚至全国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完成了多项清史研究的系列著述，此可谓当今流行的“有组织的科研”。主要包括：《清代人物传稿》，分上下两编。他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不能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的具体研究。清代人物有传记可寻者多达数万人，但“已有的传记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我们要写的人物传，不是旧传记的选录、拼凑或简单改写，两者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评价标准、写作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过去的传记，我们应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继承、利用”。[21]《传稿》所收人物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兴起，讫至辛亥革命。迄今看到的上编十卷，共收录人物597人。下编十卷，共收录人物755人。
《清通鉴》。通鉴体是中国史书的一种重要体裁。通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按年月编排，或回溯，或延伸，以使来龙去脉一目了然。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承下来。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一部较为详尽的通鉴体史书。本书“从繁复纷纭的历史资料中选取较重要者，编次排比，略其枝叶，显其本质，正其讹误”，并将作者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寓于史事的陈述中，重大史事适当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以使首尾贯通。[22]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戴逸先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书名即取此课题名称，最终成果以九卷本系列出版，戴著《导言卷》，其余各卷分述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及对外关系。《导言卷》开篇“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及“近代化问题”统摄全书，接下来对18世纪的中国各个领域进行简略地考察，并与西方各国的情形进行比较，意在探索中外近代化的不同起点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作者认为：“18世纪中国之所以不能选择有利于实现近代化的政策，因为近代化的任务尚未被客观历史进程提上日程。”“18世纪的中国，近代化尚未开始，但18世纪的现实却是尔后实现近代化的起点，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模式、速度和阻力。”[23]戴著《导言卷》与其后八卷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在全书序言中称，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出版，“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它的出版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这一时期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和重要性绝不仅仅限于欧洲。”[24]
除了上述几种外，戴逸先生还组织主编了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清史项目，诸如《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等大型著述。他也推动了《李鸿章全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等大部头图书的出版。这些都为新世纪编纂大型清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有述有作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党和国家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历史学界也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时期，也是戴逸先生学术的盛年时期。自198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一职以来，戴逸先生又连续担任第四、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历史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社会兼职增加了不少，戴逸先生对清史研究的执着追求却丝毫没有停步。我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20世纪80、90年代，20年间他公开发表在专业刊物和报刊的文章，包括书序书评、会议报告等竟有300多篇。专著和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载体，在有限的专著篇幅中难以展开的学术论题，往往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去发表。戴逸先生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述有作，他的许多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推动了清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1978年，尚未改刊的《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戴逸先生的文章《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文章指出，历史研究，要占有丰富的实际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受框框的束缚。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学界也存在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从只言片语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情况。一个论点总要寻找经典著作上的某句话作为护符，似乎这样做就能证明论点之“正确”，就能保证不犯错误。这种态度是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文章批评“文革”中先验地定下评价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框框，以代替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歪曲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史的“混乱不堪”现象。力倡“我们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农民革命领袖恢复名誉，恢复历史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25]他在另一篇《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中，批评“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通史”，把农民战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并对与阶级斗争理论相关的“改良主义”“让步政策”提出鲜明的看法，以此论证“阶级斗争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谈到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论”，他明确自己的观点：“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是能够提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的，并不一定需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承认阶级斗争，甚至大唱阶级斗争高调，那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26]这些观点犀利旗帜鲜明的讨论，对于那个时期史学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都发挥了一定的开风气的作用。
对于清史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戴逸先生都进行过积年累月的深入研究，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致问题以更为深入，时论认为多有耳目一新之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是清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清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总是与大小不等的战争纠缠在一起，而战争又是清代政治的继续。对于乾隆朝两次重大战役金川之役和廓尔喀之役，戴逸先生分别以“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和“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定位，发表了两篇较长的学术论文。[27]论文利用方略、纪略、实录、笔记、游记、一统志、宫中档、《清史稿》等多种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对两次战役做出了清晰的论述。“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分巴勒布与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兵入藏、粮饷筹办、议和活动、战争结束和善后事宜六部分，层层递进，头头是道，纷乱如麻的战争前因后果一目了然。“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一文最后的结论，至今读来仍然感到回味无穷：“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往今来很多政治矛盾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故而在历史上，战争经常发生，不可避免。但‘兵凶战危’，古人所诫。解决政治矛盾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和平途径，战争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当发动战争之前，身居高位的决策者必须全面而慎重地估计各种条件、因素，衡量其后果，努力寻求和平地解决政治矛盾的途径，避免战争的发生。错误地、轻率地使用武力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些战争，旷日持久，劳师糜饷，损失严重，即使取得胜利，也将成为得不偿失的战争。金川之役，用兵太多，糜费过大，这是乾隆朝后期国力衰落，政治不振的原因之一。”[28]
1982年，《清史研究集》第二辑发表戴逸先生的长文《汉学探析》，这是一篇系统研究清代汉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像我这样的后生有点望而生畏难以涉足的领域。仅论文论及的人物就有黄宗羲、顾炎武、胡渭、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万斯同、姚际恒、顾祖禹、惠栋、沈彤、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俞樾、孙诒让等20余人，何况反映他们学术和思想的文集、合集、诗集、遗稿、书序、疏证、传记、札记、年谱、墓志铭等等，真令人眼花缭乱，如坠雾里。戴逸先生却提纲挈领，一气呵成。论文从清初“汉宋兼采”之学、康熙中叶后向汉学的转变、雍乾之际汉学的形成、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高峰、段玉裁等人对汉学的延续，直到19世纪上半期亦即鸦片战争前汉学的衰落，条分缕析，依次展开，廓清了清代前期学术思想“从反宋走向复汉”，又从汉学的高峰到走向衰落的发展趋向。很显然，论文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时代和文化思想的关系的。[29]他在另一篇谈清代思潮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研究文化思想离不开现实生活，它要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同时学术文化也要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不理睬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这种学派就会逐渐的枯萎。离开了生活，必然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清代的汉学就有这样的情况。”[30]
1979年3月13日，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戴逸先生的文章《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立论“回顾当年闭关政策的历史，分析它产生的根源和造成的危害，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学习各国的长处，是很有意义的”，文章分三部分论述闭关政策产生的根源、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具体内容和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认为：“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接受教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是非常必要的。”[31]可以说，这既是一篇研究清代闭关政策的学术文章，也是一篇正逢其时的时论文章。
时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初潮，思想文化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政府是否曾执行过“闭关政策”？“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他们列举许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实来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戴逸先生的看法是：“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谁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像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只存在于文士哲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一想象中的封闭世界也还免不了武陵渔夫的突然闯入。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封闭主义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32]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半个世纪，如今读来，此文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后期史，亦即鸦片战争后的清代史，较之前期史更为纷纭复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33]如果说，清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之曲折复杂主要在于新旧之争的话，清前期历史增加了一个满汉之争，清后期的历史又增加了一个中西之争。“新旧满汉中西”之争贯穿于整个清后期的历史过程，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更加纷繁复杂。纷繁复杂的历史需要历史研究者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对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尤需给与深入的研究与评价。这里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原则，更要摒弃历史的虚无主义。在这个方面，戴逸先生都发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何评价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30年间的洋务运动，一直以来是近代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戴逸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文《洋务历史试论》。文章将洋务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1864年到1871年，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1872年到1885年，军事仍然是中心，但洋务的范围已拓展到民用；1886年到1894年，重点又从军事方面转移到经济方面。对于以洋务派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和个人升官发财为理由，否认它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他认为是“不全面的”。他明确地指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应该谴责的不是洋务派曾经创办了近代企业，而是其创办企业的封建方式和封建作风，这正是洋务派的官僚立场和封建性格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点的反映。”[34]
对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评价，戴逸先生认为“不可苛求前人”：“戊戌变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维新派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反映了软弱性、妥协性和不成熟性，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纸上谈兵，于事无济。许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可能做、不愿意做。对于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的和历史的方法分析，求得理解，而不可苛求前人。”[35]
中国近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时代的复杂性决定了活动其中的人物思想和实践的复杂性。对于近代中国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慈禧、光绪等人的评价，戴逸先生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早在1985年召开的“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他就深刻地检讨了一个时期以来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一刀切现象，并对近代史上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过画龙点睛式的评价。他讲道：“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很复杂，功与过交织在一起，功大过也大。如康有为、梁启超前期领导变法维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后来却成了保皇党，反对辛亥革命。又如杨度，本来是个君主立宪派，又拥护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安会，罪恶很大，可是晚年却脱胎换骨，大彻大悟，走上革命之路，参加共产党，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清他们的功过，不夸大、不缩小、不掩盖。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应如此，左宗棠是地主阶级中的经世派、改革派，一方面他有爱国心、事业心，希望祖国强盛，他又有办事的魄力和才干；另一方面，他反对革命，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我们今天看来，二者似乎是矛盾的，不协调的，但在左宗棠身上却是可以统一的。因此，他打败了阿古柏，粉碎了俄英攫取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立了功勋，但也屠杀过许多农民起义军。功过并存，但功大于过。”[36]
四、一点感受
戴逸先生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清史研究，他为我们留下了崇高的精神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研读戴逸先生的清史研究著述，又从其著述中汲取其治史良法，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守正创新，实事求是，思文通达。
（一）守正创新
守正，首先是说戴逸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我们知道，戴逸先生出生于人文渊薮之区江苏常熟。小学时代，他就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人书”，晚年仍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中学时代读《左传》《诗经》《荀子》《庄子》《昭明文选》《曾文正公日记》等，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的私塾，青少年时代却大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二十多岁的戴逸先生经过革命岁月的洗礼，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从事清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1981年戴逸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文《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强调：“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互相关系，从而发现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人们借以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做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去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7]文章对一个时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的“标签式”历史研究提出批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在戴逸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的、封闭式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能够吸收当代科学的新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分析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他认为运用这些方法，仍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运用这些方法，应该经过抽象的概括和科学的验证，应该舍弃只适用于某些学科的具体形式，使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搬用。重要的是要引进、学习、探索、掌握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且不要忘记：每一种新方法都有其合理的应用的界限，不可以任意夸大、滥用。”[3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也引进了不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但一些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现象仍为学界所诟病。戴逸先生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唯有守正，方可创新。守正是创新研究的前提，也是与时俱进的前提。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先生的清史研究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或可谓“经世致用”的精神。且不论早年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情怀，步入“耳顺之年”的戴逸先生，仍然关注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他的清史研究的重点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调整，随着时代可能出现的问题而突出，此可谓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戴逸先生在《人民日报》发文，对历史时期，尤其是清代开发西部过程中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实行屯垦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和矿业，以及发展交通、东西部贸易交流、国际交流等作出肯定的评价。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认识到：“清朝开发西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发生了重大的失误，遗留下影响深远的后果，这就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今天我们对西部进行更大规模开发时，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把退田还林、保持水土、整治沙漠、美化环境作为西部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39]其实，与西部开发紧密联系的边疆开发史，一直是戴逸先生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早在1986年，他就撰文呼吁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40]之后，又有《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与环境》[41]《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42]等文发表。
“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萎缩消亡。”[43]鉴古知今，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戴逸先生研治清史的良法。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原则，也是历史研究中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的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44]戴逸先生的清史研究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他曾经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但它不是保证百事亨通的灵符。我们必须发奋努力，收集史料，弄清史实，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才能比较正确地说明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45]历史研究要从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定义、概念出发，要实事求是。
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事历史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戴逸先生收集和整理史料的方法是使用卡片。他在一篇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有过“经验之谈”：“材料的收集，不能单靠记忆。一个人的记忆力总是有局限的，总是不能那么准确。连很复杂的数字也能记得一字不差，恐怕没有这样的天才。收集材料要使用卡片，卡片的作用、功能是辅助我们记忆力的不足，一定要把有用的，重要的材料抄录下来。搞研究工作的人，一般都搞卡片或者做笔记。”卡片可以分为材料卡片和思想卡片两种。写材料卡片，就是将阅读过程中的重要材料抄写记录下来，注明出处和作者。相当长的材料，还要加上标题，以便将来使用。思想卡片则是记录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想法，将这些思想的火花及时记录下来，使其不至于稍纵即逝。他进一步谈道，写卡片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抄材料，但不要仅抄材料，变成抄公文。抄材料的过程中要开动脑筋想问题，养成边看书边思考的习惯。二是卡片要经常翻阅、整理，根据不同的需要、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重新编排，“要用自己智慧的光芒照射这些材料”。[46]做卡片是戴逸先生收集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他曾说道：自己凡读书必做笔记、卡片，乃至长编，就是把所有摘抄的资料卡片以及感受、看法，包括评论，写成一篇长编式的文章。[47]岁月如流，在互联网已经普遍使用的当今社会，从五花八门的网站“信手拈来”各种材料，已经成为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手段。可是，瞬间而过的屏幕阅读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不用手抄，甚至连有些汉字想写又写不出来的阅读是否就比抄卡片更利于研究？其实都是大有可问的。
正是这样注重实事求是，重视长年累月收集资料的治学精神，使戴逸先生的著述和文章总是站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文章不写一句空”。翻检那部《乾隆帝及其时代》，虽然没有如今通行的书后附录之文献举要，但仍可窥其资料丰厚利用严谨之心血。该书除了充分利用《清史稿》《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大清会典事例》《清史列传》《清朝文献通考》《皇朝经世文编》《皇朝政典类纂》等大型资料以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明清史料》《碑传集》《清诗铎》《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征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案包、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档、满文档也有利用。还有《啸亭杂录》《冷庐杂识》《郎潜纪闻》《凭花馆琐笔》等笔记、文集，以及众多的各种地方史志等等。资料之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再看该书第六章“御制诗”一节。乾隆的御制诗共有五集，434卷，收诗41800首。数量之多，令人惊愕。戴逸先生对乾隆诗的艺术价值，尤其是涉及政事、军事、农业、巡视等具体内容，在本节都有精湛的分析论述。且不论本节利用的其他材料，4万多首的诗要通读，要思考，要提炼，要成文，需要多少个日夜的辛劳。但在他看来，乾隆帝诗是研究18世纪和他一生“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他总结道：“乾隆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一位诗人，留下了宏富众多的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研究我国18世纪的历史和乾隆一生的活动、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可以补充官书、档案之不足。”[48]
戴逸先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不仅可以从他的众多著述中得到深切感受，而且从他对历史档案、文集、日记等多种资料的重视可以得到体现。收入《戴逸文集》的《中国档案与历史研究》《明清历史档案的价值和特点》《历史的轨迹 文化的瑰珍》三篇文章，[49]就是他重视利用历史档案从事历史研究的认识。如今，利用档案进行清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此与戴逸先生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三）思文通达
这里所说的“思”，指的是收集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需要有一个思考探索问题的过程。没有这么一个过程，缺少思想的火花，就难以形成系统的观点。“文”则是成文的表达方式。历史研究的文章，力求要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更为上乘。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戴逸先生是思文通达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位善于思考，思维能力很强的历史学家。对于如何提高思考的能力，他也有“经验之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大量阅读有思想的著作，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阅读古今中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著述，努力扩大知识面，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在《研精覃思 知远识微》一文中，他谈到了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的一个具体办法：“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红旗》常有社论和好文章，篇幅很短，却写得很精彩，有些是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拿着它的题目，自己也写一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一定的材料，自行构思，如何展开，如何论证，以至段落、词句都想好。当然很费时间，很费脑子，构思完毕，再回过头来读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进行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看人家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而我则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比出了思想上的差距，还有学识、逻辑能力、文字上的差距，比出了自己的弱点，体会就比较深了。这种锻炼思维能力的方法，虽然比较笨，又很费时间，要绞尽脑汁，但收获很大，锻炼了研究和写文章的能力。”[50]当然，我在这里引述此段文字，并不是要我们去读那些社论和文章，只是学到了先生这样一种锻炼思维能力的方法。
文章有了构思，需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戴逸先生是非常重视表达的，也是善于以文字表达的。他说，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要注意自己的行文，“研究要深入，表达、写文章要浅出，让人看得懂。要写得通顺，写得精炼、生动、有文采，能吸引人来看。不仅让人看懂，而且要让人喜欢看，有可读性。这是要费很大的努力来锻炼的。写文章不是马马虎虎、大笔一挥、下笔千言就能写好的，要花很大的推敲、反复的修改”。[51]他也曾以杜甫“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形容写文章要大刀阔斧地砍掉空话赘语，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则要下功夫精心考虑。今天我们重检先生的著述和文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那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文字魅力。
戴逸先生治史的特点是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并重。他说这是治史的四要素，他不仅如此要求自己，也寄希望于来者。当年，我考取他的博士研究生时，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在大教室听他讲治史的“四要素”，以及“勤、苦、乐、迷”的治学之境界。这里未能述及他讲的道德，那大意就是治史要有认真的态度、谦虚宽容的精神、坚持真理的勇气。我想，戴逸先生不仅注重“四要素”并重，他也做到了“四要素”的统一。
斯人已逝，典型犹在。带着一份敬仰，几份忐忑，写下以上读后感。满头银发，西服领带，讲坛上娓娓道来的戴逸先生如在眼前。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清史的“大先生”。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教授。本文刊于《清史研究》2025年第一期。】
注释：
[1]戴逸：《我和清史（代序言）》，《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
[2]王金穆：《中国抗战史演义》，新潮书店，1951年，第218页。
[3]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例言》，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1页。
[4]戴逸：《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戴逸文集·学界记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
[5]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学界记往》，第141页。
[6]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5页。
[8]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9]戴逸：《中国近代史稿》，《戴逸文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7页。
[10]戴逸：《中国近代史稿》，《戴逸文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第36-37页。
[11]邵循正：《略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读书》1959年第2期。
[12]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学界记往》，第143页。
[13]戴逸：《中国近代史稿》，《戴逸文集·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第759-763页。
[14]戴逸：《我的学术生涯》，《戴逸文集·学界记往》，第145页。
[15]本书初版署名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编者说明”谓：“本书主要由戴逸同志执笔撰写。”
[16]戴逸：《我的学术生涯》，载《戴逸文集·学界记往》，第146页。
[17]戴逸：《戴逸文集·简明清史》第1册，第53-69页。
[18]戴逸：《戴逸文集·简明清史》第1册，第161页。
[19]戴逸：《戴逸文集·学界记往》，第147-148页。
[20]行龙：《守正创新的“大先生”——怀念我的老师戴逸先生》，《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1日。
[21]戴逸：《〈清代人物传稿〉序言》，《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06页。
[2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23]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戴逸文集·清代中国与世界》，第325页。
[24]约翰·施洛巴赫：《原版序言》，载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戴逸文集·清代中国与世界》，第315-316页。
[25]戴逸：《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6]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27]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戴逸：《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乾隆朝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8]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9]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
[30]戴逸：《清代思潮》，《步入近代的历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31]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32]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34]戴逸：《洋务历史试论》，《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
[35]戴逸：《百年功过论戊戌》，《语冰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36]戴逸：《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37]戴逸：《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
[38]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人民日报》1987年7月16日。
[39]戴逸：《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2000年4月13日。
[40]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41]戴逸：《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与环境》，《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42]戴逸、成崇德：《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07-251页。
[43]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45]戴逸：《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
[46]戴逸：《历史研究的方法》，《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47]孟东明：《戴逸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年，第276页。
[48]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插图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49]戴逸：《戴逸文集·史论纵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2-270页。
[50]戴逸：《研精覃思 知远识微》，《文史知识》1998年第2期。
[51]戴逸：《治史四要素》，《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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