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vlog柚子猫视频在线观看:糖心vlog安安老师大乔-径山寺的“生意经”：“板渡的墨迹”背后的僧侣与海商
公元1245年（宋理宗淳祐五年），位于南宋都城杭州的径山寺的住持无准师范（1179—1249）致信日本博多新建承天寺的住持圆尔辨圆。径山寺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禅宗寺院之一，博多的承天寺也是一座禅宗寺院，建在唐房附近的圣福寺旁。在信中，师范住持对承天寺僧人在1242年的大火后协助重建径山寺一事表示感谢：
又荷远念山门兴复重大，特化千板为助，良感道义。不谓巨舟之来为风涛所鼓，其同宗者多有所失。此舟幸得泊华亭，又以朝廷以为内地不许抽解，维持一年，方得遂意。今到华亭，已领五百三十片。其三百三十片尚在庆元，未得入手。余乙百四十片，别船未到。
除了报告这些木板的状况外，师范还在这封信中提出，他将再给“谢纲使”写一封信，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谢纲使是博多一位成功而有实力的中国商人）。
这封信被现代学者命名为“板渡的墨迹”，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图4）。这一系列往还的书信中至少有五封留存了下来，它们为联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商业网络中许多未被揭示的部分提供了详细而宝贵的信息。
“板渡的墨迹”
佛门师徒，供养人和委托人
师范住持的书信指出了木材交易中的三个关键角色：师范本人、圆尔辨圆和谢纲使。其中，圆尔辨圆是将师范和谢纲使联系在一起的人。在圆尔辨圆担任博多承天寺住持之前，他从1235年至1241年在径山寺学习，师从师范。1241年圆尔返回日本后，两人依旧保持通信。圆尔和谢纲使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更早，谢纲使不仅是一位海商，还是承天寺的创建者和最大供养人，圆尔之所以能成为承天寺的开山住持，主要是因为他与谢纲使关系密切。
“纲首”谢国明原籍杭州（径山寺所在地），可能早在“板渡”之前就在博多定居了。谢国明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为妻，在栉田神社附近有一幢房子，是博多中国商人中备受尊敬的核心人物。谢国明是一位罕见地有据可查的人物，他与圆尔的友谊以及对圆尔的资助使其在铁牛圆心所著圆尔传记《圣一国师年谱》中占有很大篇幅。本文讨论的现存信件进一步补充了他和师范之间互动的信息，另外有两份文件记录了1253年的一场诉讼，涉及谢氏死后不久其遗孀失去了对一个近海岛屿的控制权。通过有关谢国明的丰富史料，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居住在博多的中国商人群体，确切了解他们如何在博多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基地，又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谢国明的商界地位和影响力帮助他与圆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32年，当圆尔在博多等待乘船前往中国的机会时，有位附近大山寺的僧人威胁要袭击他，大山寺是前文提及的著名的延历寺的一个分支。根据圆尔的传记，冲突源于大山寺所属的天台宗与圆尔信奉的新兴禅宗之间的竞争。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正如第四章所述，12世纪末，荣西在九州和都城京都推广禅宗时，均遇到了一些来自更成熟的佛教宗派的阻力。然而，这种竞争的利害关系并不局限于对佛教教义的不同理解，在荣西的时代，僧侣们也在争夺当局的庇护。而且正如下文进一步揭示的，实际上海外贸易的利润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圆尔之所以安然度过这次危机，完全是因为谢国明将他庇护在其栉田神社附近的房子里。在1235年最终前往中国之前，圆尔在博多逗留了近三年，在此期间，他一定与谢纲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圆尔在中国学习了六年，于1241年回到博多，他对于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教义都非常精通，并和中国僧侣建立了联系。一群中国海商在港口热情地欢迎他归国，并邀请圆尔去讲学，一位海商甚至为圆尔画了一幅肖像以表达对这位佛教大师的敬意。如第四章所述，博多的许多中国商人都对佛教有着强烈的感情，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和过去一样，像谢国明这样的博多海商对佛教表现出了真正的兴趣，他们自己往往也是佛教俗家弟子。圆尔在中国的经历无疑拉近了他与中国商人群体的距离，因为他们无疑将圆尔视为联结博多和中国东南部的重要纽带，而这是他们关系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节点。
第二年，谢国明建造了承天寺并邀请圆尔担任开山方丈。圆尔就任后，通过获得恩师师范的支持来努力提高承天寺的声誉。在一封写于1242年的信中，师范提到他应圆尔的请求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寄往承天寺以作为各殿的匾额。师范还在信中写道，他担心自己的题字经由工人镌刻到匾额上后，对于承天寺这样大型的寺院建筑来说会太小；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很乐意再写一套新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封信中，师范提到了1242年那场焚毁径山寺的大火：“山中壬寅二月复罹火厄，荷圣君朝廷降赐及檀越施财，今幸有绪，不劳念及也。”然而，圆尔能够读懂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想为昔日的恩师和寺院做些什么，尤其是想到师范慷慨地将自己的墨宝赠予承天寺。如上一节所述，在中国购买日本进口木材比购买国产木材更便宜，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用于重建的木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圆尔从日本运来木板，无论是否是捐赠，对师范都是极大的帮助。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板渡”过程中活跃的网络的基本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师范与圆尔之间多年的师徒关系，以及谢国明与圆尔之间供养人与委托人的关系都非常稳固。此外，由于三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既有权力又有威信的人物，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利用自己的宗教和商业关系，将中国和日本、僧侣和商人联系在一起。考虑到这一时期僧侣在商人的帮助下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其他僧侣和商人之间也一定存在类似的师徒关系和供养人-委托人关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中日海上关系网络的核心。
承载贸易使命的板渡
虽然师范、圆尔和谢国明是促成向径山寺运输木材的核心人物，但他们遇到的困难促使更多的人参与了这次贸易，这也说明三人建立了多线网络。航行中的事故大大增加了整个贸易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学者们对于这一过程有不同的解释。下面的叙述旨在澄清几个迄今为止都被误解的关键点。
1243年，圆尔在写给恩师师范的信中说，他深思熟虑后，担心径山寺独自筹措重建资金仍有困难，于是联系他富有的赞助人谢“纲使”，后者筹集了100块大型木板运往径山寺。圆尔和谢国明希望这些木材可以用来重建佛堂并将木板标记为“道德利物”。他们从1242年八月开始筹备运输，到1243年一切准备就绪。圆尔的信揭示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尽管师范确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圆尔依旧通过某种方式——也许是通过信使——得知佛堂尚未修复。这一信息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实，它进一步说明了从日本运来的木材的至关重要。
虽然圆尔说谢国明收集了100块木板，但1245年师范的信中提到他们在等待的是 1000块木板。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榎本涉认为，“100块木板”是“1000块木板”的谦虚的表达。不过，我认为，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既然圆尔在信中指明这100块木板的功用，并称其为“道德利物”，那么另外900块木板可能是以其他名义收集的。或许，只有最初的100块木板是出于“功德”而捐赠的，而其余的都是径山寺订购的商品。此外，既然本章开头所引的信件表明师范知道圆尔和谢国明运送了1000块木板，而不是原来的100块，那么圆尔一定在另一封信中告知了师范木板的总数是1000块，但这封信现已不存。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整套书信并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例如，从现存的信件中，我们无法知晓径山寺何时以及如何得知承天寺送来了1000块木板，也无法确定约定的付款金额。师范在1245年的信中写道：“去秋初，能上人来收书（给圆尔的信）。”但我们并没有师范1244年的信件。在1242年到1245年之间，师范可能给圆尔写过其他信件，但它们并没有留存下来。信件在递送过程中丢失并不罕见：师范在1242年的信中提到，他是从圆尔的回信中才得知自己的上一封信并没有送达。围绕“板渡”的这些细节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展示了这一远程贸易的基本机制，这是其他地方没有记载的；还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也存在于其他寺院和商人之间的主流贸易模式的各个方面。
现存书信大多作为佛教高僧书写的书法名帖保存在日本，在茶道表演中作为珍贵的装饰品备受珍视。例如，在师范为承天寺匾额题写的书法作品中，有一幅名为“潮音堂”的作品，曾归著名茶师小堀远州（1579—1647）所有。他在一次茶会上自豪地展示了这幅作品，并宣称一个字就价值1000两（ryō）黄金。然而，从日本寄往中国的其他信件大多已经遗失了。
信中的措辞也值得注意。在师范的信中，他用“助”字指称承天寺运送的 1000 块木板。圆尔信中的“道德利物”一词似乎也表明他们不涉及任何财物交易。这些文字将“板渡”描绘成一种慷慨之举和单纯的赠礼，但它们其实是用佛教语言掩盖交易商业性质的绝佳例证。
德敷是径山寺中地位仅次于住持的财务主管（监寺），他的一封信揭示了“板渡”航行中许多耐人寻味的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这封信，现代历史学家可能会将径山寺和承天寺之间的木材交易解释为简单的赠送。德敷致圆尔的这封信写于1245年，与师范的那封信时间相近。德敷提到他的信中附有师范的信，因此这两封信一定是一起寄来的。
德敷致圆尔的信
德敷在开头格式严谨又简短地感谢了承天寺的帮助，之后他写道：
惟是去岁五月，大舟抵此。适德敷之平江督视田亩，彼时付托不得人，失于区处，是致逗留数月。忽二月间，能兄偕纲首诸公力来，委德敷为之致力，未免经朝省陈请尓。用通人情钱三万缗，此盖不可免。皆德敷于府第借贷济用。能兄诸公历历皆知。临解缆之时，又无此项可还。诸人具来面诉，作合同、文约、借起，来年夏信船至送还。或言板木抵拆 [ 折 ?]。德敷实托自和尚之故，从而受之。更望誓言于谢纲使及诸公之前，力主其事，庳来岁无爽此约，免使德敷为负逋之人。是所真祷。蒙舍之板，已先领五百三十片，归寺讫。外三百三十片，尚在庆元府，继用经划请归。余百四十片未至，亦欲知之。
德敷的信在很多方面证实了师范的信。两封信中1000块木板的情况完全相同。两封信都说木板运到已经一年了，并且提供了更多有关实际情况的关键信息。师范的信解释了为什么径山寺要费尽周折才能得到这530块木板：它们意外地被运到了华亭这个无市舶机构的港口，在那里，来自国外的货物不能卸货和征税。而德敷的信则解释了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他为此付出的代价。
运载530块木板的船只停靠的港口华亭，在1113年到1166年间设有一个市舶司分支机构，在此期间海外船只可以靠岸并缴纳关税。长江下游三角洲设有多个市舶司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包括青龙镇、温州、江阴、澉浦和华亭。但在1200年后，宁波成为长江下游唯一可以对外国货物进行检查和征税的港口。因此，载有海外货物的船只在华亭靠岸将会遇到困难。
由于船只经常偏离航线停靠在没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有专门的规定。熙宁七年（1074）诏书规定，当船只偏离航线时，当地官员必须检查货物。如果货物中没有榷货（专营商品），他们将对货物征税并将其退还给货主；如果货物中有榷货，官员应将其送到最近的市舶司，在那里收取关税和政府指定的份额。虽然木材不属于榷货，但船上其他货物有可能是榷货。然而，无论如何，这艘船都应该被征税并归还原主，或者被转移到宁波，而不是被扣留在华亭近一年。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官员们并没有简单地遵守规定，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规则。
德敷替海商借了三万缗，而海商在离开中国之前无力偿还，这三万缗是理解整个交易——尤其是承天寺和径山寺之间的关系以及“板渡”航行的性质——的重点。关于这笔钱的用途，学界众说纷纭。西尾贤隆认为，三万缗是官员从海外货物中收取的关税，而所有木板都只是承天寺送给径山寺的礼物。榎本涉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指出宋朝政府只以商品实物的形式征收关税，而且准确来说，当时禁止钱币离开宋朝领土——尽管有大量钱币被走私到国外——宋朝官员不会向海外商人索要铜钱作为关税。他自己的看法是，这三万缗铜钱实质上是木板的货款。
然而，我认为，德敷本人如何描述这三万缗，对理解其性质至关重要：德敷在信中称这笔付款为“人情钱”，其字面意思是“换取好处的钱”，表明这是一笔非常规付款，很可能是给官员的贿赂，目的是取回意外停靠在无市舶机构港口的货物。
市舶官员为一己之私攫取贸易收益，或商人为一己之便贿赂官员的情况屡见不鲜。绍兴十六年（1146），由于广州的一名官员向三佛齐王国（今苏门答腊岛）的商人收取过高的费用，三佛齐的国王曾上书抱怨他的商人在乳香生意中损失惨重。1164年，一名宋朝官员写道：“缘近来州郡密令场务勒商人将抽解余物重税，却致冒法渗透，所失倍多。宜行约束，庶官私无亏，兴贩益广。”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意识到贿赂官员可能大有裨益。广东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司孙迥上书说：三佛国的商人寄送了227两（1两＝40克）熟龙脑与13匹布作为“礼物”，但他不敢据为己有，于是请求将它们作为官方贸易商品处理。
鉴于市舶官员与海商之间的贿赂行为并不罕见，且正如德敷所描述的那样，“人情钱”是取回被扣留木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三万缗钱很可能是对官员的一种贿赂，以帮助海商取回船只，并使径山寺收到船上的530块木板。尽管三万缗似乎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笔钱可能并不是此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铜钱。如果用铜钱来支付，三万缗相当于三千万枚铜钱，重约10吨。此外，我们还知道，在13世纪40年代，特别是在中国东南部的商业化与城市地区，纸币会子和白银在公共财政和大规模私人贸易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实际的付款方式很可能是与铜钱等额的纸币会子。13世纪初，宋朝大量发行会子，导致这种纸币严重贬值。在13世纪40年代，纸币的市值仅为面值的25%。在这种情况下，三万缗实际上只值7500串铜钱。而且，如果贿赂不仅是为了取回木材，还为了取回整艘船以及船上的货物，那么海商们很可能宁愿支付贿款，也不愿损失价值超过贿款十倍的整船货物。
德敷的信中还提供了另一条说明“板渡”性质的重要线索。当海商们在返回日本之前无法偿还德敷代为借贷的三万缗时，有人建议“板木抵折”，或用等值的木板兑换现钱作为临时付款。这种说法表明，当时径山寺欠了海商的木板钱，而木板已经运往径山寺，因此海商可以选择用木板抵消他们欠德敷的部分债务，尽管木板可能不值三万缗。因此，尽管师范和德敷的信中所有措辞都暗示木板是寺院之间的馈赠和捐助，如“特化千板为助”和“蒙舍之板”，但木板根本不是礼物。它们是商品，就像宁波地方志中被列为常见进口商品的各类木板一样。“板渡”本质上是一次贸易，是与承天寺有关的海商为营利而进行的航行。径山寺和承天寺之间的联系并不纯粹是为了佛教教义，也可以为商业目的服务。
僧侣信中晦涩难解、模棱两可的措辞很可能源自佛教苦修理念及放弃财富与物质世界的思想。佛经中经常宣称，与追求物质财富的商人和军士不同，僧侣追求的是真理，只想实现涅槃。佛经认为交易是一种不当行为，而以营利为目的的交易则是更严重的罪孽。因此，知名僧侣更倾向于委婉地描述自己参与的任何商业活动就不足为奇了。但实际上，正如前几章所述，从佛教的早期开始，寺院和僧侣都在积聚财宝并从中获取了更多利益。
与“板渡”有关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毁灭性的寺院火灾导致木材紧缺、船只驶向错误的港口、令人费解的三万缗人情钱，甚至是部分信件的偶然留存和其他信件的缺失，都揭示了一个生动且变化多端的东亚海洋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当书面规定不足以指导每一种实际情况时，人际关系、私人网络和非制度性措施对于解决突发问题至关重要。
宗教声望、皇室赞助和商业利益
径山寺订购的1000块木板中，只有330块到达了正确的目的地，这说明前近代时期的长途贸易充满了风险，海上航行中不可预知的风暴和腐败的市舶官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径山寺却能够通过一种由其宗教资源产生的商业资本来降低风险，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在未设立市舶机构的华亭港赎回被扣船只的过程，证明了径山寺和日本海商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高下悬殊的能力。据德敷的书信所述，这艘船于1244年五月在华亭靠岸，由于海商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等了九个月仍无法取回货物和船只。于是在1245年二月，海商们和能上人（他是圆尔的弟子，曾多次担任径山寺和承天寺之间的信使）一起来向德敷求助。德敷大概只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包括与华亭官员交涉、向当地有实力的人借贷、向官员行贿、取回船只以及将530 块木板运往径山寺等事宜。
作为径山寺的财务主管，德敷解决问题的能力直接来源于径山寺所拥有的社会和宗教资源。在13世纪，径山寺不仅在宗教界享有盛誉，还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赞助和经济特权。嘉定年间（1208—1224），宁宗颁布了五山制度，将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列为最负盛名的五座禅寺。前三座寺院均位于杭州，另外两座在宁波。Michael J. Walsh 指出，这五座寺院都有御赐匾额，并收到了来自皇室的大量的土地捐赠。
孝宗曾赐予径山寺“兴圣万寿禅寺”的寺额，并将其指定为专为皇帝庆寿的道场。由于“圣”和“万寿”均为皇室御用，该寺额表明了径山寺与其皇室供养人的显赫关系。
最重要的是，皇室的供养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特权。“（皇帝）免诸州场务商税，并平江府和义庄除纳正税外，非时科敛，悉蒙蠲免，皆异恩也。”德敷还在信中提到，他曾前往平江府督办有关田地的问题。虽然不清楚径山寺在海外贸易中是否享有税收豁免，但可谓“异恩”的国内税收优惠已经使其在贸易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其他著名寺院的宗教声望也为其带来了经济特权。五山中的另一座——宁波的阿育王寺也是日本求法者的热门目的地。如本章前文所述，荣西在1168年第一次来中国期间，与重源一起参拜了阿育王寺。嘉祐年间（1056—1063）和绍兴年间（1131—1162），皇帝曾两次赐予阿育王寺御书，表明了皇室宗族的特别支持。
1189年，曾经打算购买日本木材制作棺材的绍兴著名诗人和士大夫陆游为阿育王寺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暗示朝廷的供养为寺院参与海外贸易提供了优势。他写道，皇帝的墨宝使“山君波神”都为阿育王寺服务，危险的海洋生物都“弭伏退听”。有了这么多的帮助：“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文章明确提到了航行的风险，以及寺院的声望和获得的资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文章显示，阿育王寺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外商品集散地，因为船只、商人和货物都聚集在此。著名寺院享有的经济特权，例如在国内市场的税收豁免，是它们在贸易网络中占据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们地处经济繁荣地区，毗邻港口，也成为联结海外商品和国内市场的枢纽。
径山寺、阿育王寺等寺院拥有的宗教声望和政治赞助为它们赢得了商业经营中的另一项珍贵资产：信誉。德敷之所以能够高效地取回被扣船只，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从华亭的“强宗右姓”借到三万缗人情钱。这些债权人——可能是径山寺的长期供养人——一定相信德敷和径山寺会偿还债务。如果寺院的地位不那么显赫，就很难获得这样的声誉和信任，更不用说普通的海商了。
当不那么显赫的寺院试图参与海外贸易时，很可能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才能获得启动资金。同样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嘉兴密印寺想要重建钟楼，该寺的僧侣们认为开展贸易是筹措资金的好方法。“鬻屋以为资，借贷市珍货。泛海易香药，往返数十年。寇难凡七遭，秋毫无所损。遂足楼所费，今复次第成。”这段记述简洁明了，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夸大——比如七次遭遇海盗而毫发无伤——但它清楚地表明，密印寺为了使贸易航行成行而不得不借贷。与德敷以径山寺的名义轻松、快速地借款不同，密印寺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启动资金才能获得信贷，为此寺院出售了部分房产。
一位外国商人在中国同一地区借钱的经历也说明了其中的差别。据宁波文人楼钥说，一位高丽商人曾经将一幅价值连城的画抵押给楼钥的邻居以换取现钱，不久之后他就带着钱回来赎画了。这幅画是唐代以画马著称的画家韩幹所作的马图之一，楼钥请人临摹了这幅画，并将前后情形写在了摹本卷末题记中。据楼钥所记，原画用绫绢、精纸等高丽制品进行了精美的装裱，听闻“贾胡携金赎此马”，楼钥“亟呼工人临旧画”。由于楼钥住在宁波，他和他的邻居一定接触过很多外国商品和商人——显然，楼钥非常熟悉高丽精美的手工艺品。我们无从得知这位高丽商人为何会遇到暂时的资金周转问题，但他似乎拥有应对突发危机的知识和资源。作为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个体商人，高丽商人不仅知道应该向谁借钱，还知道如果不提供抵押品就无法获得信贷，在这个案例中，抵押品是一幅著名的中国画，他和潜在的债权人很容易就此画的价值达成一致。
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如果没有德敷的帮助，与承天寺合作的海商们可能也会经历这样的情境。潜在的债权人对德敷这样的人的信任显而易见。德敷可以在可能只是和债权人口头约定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借到一大笔钱；正如他在信中提到的，如果商人们不能按时还款，他就会被视为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但对于来自日本的海商来说，即使提供抵押物并签订正式合同，可能也不足以获得借款。与此同时，有声望的宗教机构通过信誉获得的商业利益促使多方与他们建立联系，以期共享这些好处。
（本文选摘自《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李怡文著，冯立君、傅亭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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